“TTIP谈判中最根本的动力，是欧洲从中获益要比美国多。而欧洲对此协议的反对声可能促使美国放弃谈判。”德古赫特说，“我能够理解大西洋对岸有些疑虑。我想他们会对明年重启谈判感到犹豫。”实际上，美欧双方错误的相互理解和围绕敏感行业“政治正确”的存在，本身就使得谈判难以顺利进行。乔治城大学商学院政策分析报告，TTIP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掉进沟里。美欧双方错误的理解对方在市场准入上的意图，谈判也恶化成了报复性的行为。双方还有各自一系列的政治敏感问题；而当欧洲政府疲弱之时，谈判过程就刺激了敏感议题的爆发。

　　5月4日上午，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马尔斯托姆(Cecilia Malmstrom)做客华盛顿知名的全球安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这位来自瑞典的贸易自由主义者，希望打消在场近百位听众和直播信号前的美欧关系观察家们的疑虑之一，就是发生在欧盟内部、针对跨大西洋自贸协议TTIP持续一年之久的怀疑论和阻击战不会成功。

　　马尔斯托姆当天要与白宫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进行今年不到五个月内的第三次会面。马尔斯托姆开玩笑说：“这都要超过我与我某些家庭成员的会面次数了。”

　　“为什么如此频繁？那是因为我们非常严肃的对待这个谈判。我们希望与此前已经进行的谈判区别开来，确信双方保持政治性的接触和意见交换，讨论困难和可能性，确保谈判是在正轨之上。”

　　事实上，TTIP确实行驶在正轨之上，但已是一列已经严重晚点、且无法预期何时抵达的列车。

　　自从2013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时任欧委会主席巴罗佐宣布开启跨大西洋自贸谈判以来，对这项庞大协议大功告成的时间表就一拖再拖；至今一共九轮、超过600天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反而在美国大选前失去了惯性，已不可能在2016年前达成。

　　布鲁塞尔一位熟知谈判内情的贸易专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说，美欧双方根本没有进入实质性谈判，没有互相交换实质诉求，“在谈判桌前坐下来，握手，你说完我说，然后握手结束，这不叫谈判”。

　　围绕TTIP的贸易政治，不像美国国会、白宫和劳工组织的三方角力般硝烟四起和充满交易，出现的波折更多的是受到欧盟政治体系和不可控因素的牵制而无法快速推进。

　　这包括2013年斯诺登(Edward Snowden)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事件，去年3月开始出现的数起谈判文本泄露事件，欧盟政治对欧洲环境食品等标准和价值观的坚决维护。同时，美国将谈判重心放在了TPP之上，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TTIP的谈判进程。

　　马尔斯托姆当天在CSIS给出的一方解药就是：在准备进入密集的技术性谈判之前，首先要解决政治性的问题。

　　有趣的是，欧盟并未如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样，公开将中国日益提升的贸易影响力视作己方推进贸易谈判、说服内部反对势力的假想敌。奥巴马一直向国会和反贸易人士强调的这一政治敏感性：如果美国现在不去制定全球经济规则，那么中国就会。

　　在马尔斯托姆结束CSIS的演讲环节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得了提问机会：欧盟是否会像美国一样炒作中国威胁论，以期快速绕过内部阻力？TTIP的目标是否有如外界分析的一样，是设立贸易高标准、以将中国排除在外？

　　这位47岁的政治学博士聪明的绕过了“中国威胁论”的问题，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说：TTIP设置高标准的目标并不直接针对第三方。“我们相信，设置标准—比如科技行业的新标准、监管方面的合作标准—将会成长为全球的标准。这对欧盟经济是有益的。”

　　马尔斯托姆的意思是，如果TTIP设立的高标准在将来影响到了第三方，那也并非欧盟的本意—欢迎来到欧盟贸易政治万花筒。

　　“棱镜门”事故

　　大西洋两岸对TTIP谈判的糟糕程度是一清二楚的。今年1月，位于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商学院直接将一份政策分析命名为《TTIP:一份事故报告》。报告说，TTIP的结果只能让人失望透顶。

　　美欧双方错误的理解对方在市场准入上的意图，谈判也恶化成了报复性的行为。双方还有各自一系列的政治敏感问题；而当欧洲政府疲弱之时，谈判过程就刺激了敏感议题的爆发。

　　围绕这起TTIP事故原因的调查发现，美欧贸易快车首先撞上的是“棱镜门”。当2013年6月美国前中情局雇员斯诺登揭露“棱镜门”丑闻时，TTIP首轮谈判已经定于7月7日在华盛顿鸣锣。由于TTIP本身就包括跨大西洋的数据交换业务，欧洲从议会到政府再到公民社会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急剧上升；TTIP出师不利。

　　为了修复双方的信任赤字，美欧于四个月后的11月18日在华盛顿发出关于数据保护的联合声明，以期平息众怒。包括马尔斯托姆在内，欧盟委员会和轮值主席国一共到场了五位部长级官员。

　　联合声明发出三个月后，欧洲议会2014年2月12日通过了一份决议称，如果欧盟公民的数据隐私权利没有得到完全的尊重，那么欧洲议会应当否决TTIP。这项决议还说，数据保护规则不应包含在自贸协议中，而应单独列出进行谈判。

　　主导决议的议会民权委员会还要求欧委会“立即停止”美欧之间一项自愿参加的数据保护协议“安全港湾”(Safe Harbour)。这份协议是对美国公司传输欧盟公民个人数据做出的规定，而欧议会认为其中的监管很不到位。委员会还要求停止欧美恐怖分子资金追踪的数据交换协议(TFTP)，直到美国将间谍指控全部解释清楚。

　　民权委员会发言人娜塔莉亚·达席尔瓦(Natalia Dasilva)对21世纪经济报道说，议会的这项决议认为，只要美国大规模的监听活动，以及对欧盟机构和外交代表处的间谍行为没有完全停止，欧美自由贸易协议就可能处于危险之中。

　　对美火力全开的欧洲议会在“棱镜门”爆发后的6个月中进行了超过15次听证会，听证对象包括欧盟机构、成员国议会、美国国会和IT公司等。斯诺登给欧洲议会提交了声明，首先报道NSA监听丑闻的英国 《卫报》记者格林瓦尔德(Glenn Greenwald)到场参加。

　　在听证中，一位前NSA的高级官员、两位前NSA雇员和一位前英国情报部门军情五处(MI5)的官员说，他们难以相信，美国会用“斯塔西指导手册”(斯塔西，即东德时期的秘密警察)来进行大规模的秘密监听行为。

　　美国国会议员、犯罪恐怖主义和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吉姆·萨森布瑞纳(Jim Sensenbrenner)也在欧洲议会的听证中说，NSA的权力滥用是在国会授权之外进行的。“我希望我们学到了经验教训。”

　　至今，在行政和司法上，对欧盟公民数据隐私权利的解决方案尚未就位。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在5月28日表决通过的TTIP谈判建议草案中说：在欧洲数据保护立法就位前，确保不在美欧数据流动上做出任何承诺。

　　“TTIP协议应当完全排除对欧盟现存和未来的数据保护规则上做出任何让步。只有在大西洋两岸都适用相同的数据保护规则的情况下，才可以就数据流动条款进行谈判。”欧洲议会说。

　　ISDS持久战

　　斯诺登事件之后，欧盟境内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争议和反对声逐渐高涨，这为TTIP反对者们开辟了新战场。

　　反贸易团体将ISDS比作打进欧盟的“特洛伊木马”，担心美国公司借此削弱欧盟对跨国公司的监管能力，降低社会环境劳工标准，威胁成员国司法体系。

　　而就像在美国一样，欧盟境内公民权利组织的高效运作远远超过了支持TTIP的商界游说力量，这在欧盟和成员国议会层面均得到了体现。

　　欧委会2014年3月决定对ISDS进行公开的在线磋商，这为反对方凝聚公众舆论大开方便之门。在15万条回复中，97%是由非政府组织(NGO)“组织”起来的。民间团体的反对运动完全将了欧委会一军，这导致了TTIP中投资部分条款谈判的暂停。

　　美欧此前对ISDS引发的政治阻力毫无准备，现在则开始进行辩护，争取主动。在4月23日TTIP第九轮谈判期间的利益相关者会议上，国际律师协会(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做了为ISDS机制正名的公开陈述。

　　国际律师协会所做的报告称，ISDS仲裁委员会能满足解决投资纠纷的需求，而国家法院不能；ISDS机制也没有阻止国家出于公众利益进行监管；国家只是在没有依法监管的情况下才会被起诉。

　　这次报告试图打消外界对ISDS的固有敌意：投资者也不是总是赢。截至2014年年底所知的356起ISDS仲裁案中，37%是国家胜诉，25%是投资者胜诉并以赔偿结案。

　　该协会称，ISDS机制的透明度也在不断增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I.TRAL)制定的基于协议的投资者-国家仲裁透明度规则已于2014年4月1日生效。

　　协会仲裁委员会成员、前主席马克·弗里德曼 (Mark Friedman)对21世纪经济报道说，TTIP中的ISDS机制为美欧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展现和推动法治。ISDS可以改进完善，但不应被拒绝。因为总是需要一个机制来处理投资纠纷，而ISDS是所有选择中最好的一个。

　　虽然美国贸易政治中同样存在ISDS因素—以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为代表的立法者借用反对ISDS来反对TPP—但实际遭受到的政治压力要较欧洲小得多。在5月22日参议院投票通过的《贸易促进授权法》中，沃伦提交了有关在贸易协议中去除ISDS机制的修正案。这项修正案最终遭否。

　　在重压之下，欧盟则已启动ISDS的改革进程。马尔斯托姆在CSIS的演讲中说，我们努力做的是对ISDS进行改革，使它更加透明公开，同时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免除外来投资被国有化等的危险。

　　马尔斯托姆在5月中向欧洲议会提交了12页的ISDS改革方案。方案集中在四个方面完善这项最早由德国发明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保护国家的监管权力，建立仲裁庭，设置仲裁上诉机制，理清一国司法体系和ISDS仲裁之间的关系。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建立永久的投资争端仲裁庭，配备专职的仲裁法官；在具有国际共识的情况下，还可以建立建有上诉机制的国际投资法庭。

　　在一国司法体系和ISDS仲裁庭之间的关系，马尔斯托姆方案也做出了更为细致的完善：(投资所在国)国内法的适用不会屈居ISDS仲裁庭之下，国内法可以列入仲裁庭考虑范围内，仲裁庭对国内法的解释对国内法院不具强制力。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5月28日对TTIP谈判建议的决议草案做出的投票支持马尔斯托姆。委员会以28票赞成、13票反对的结果要求对投资者与国家间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改革与完善。

　　委员会通过的谈判建议草案说，ISDS机制应该包括一个永久的解决方案，配备“公开任命和独立的仲裁法官”，以及“公开的听证和上诉机制”，并且尊重欧盟和成员国法院的管辖权。该决议草案预计将在6月10日提交欧洲议会进行全体投票。

　　不过，尽管美国国会参议院否决了要求移除ISDS的修正案，但是并未与欧盟一样提出完善和改革要求；可以预见的是，美欧仍然将在这个问题上展开持久战。

　　政治敏感性

　　TTIP是从2014年10月初第七轮谈判后陷入停滞状态的。此后的四个月间，双方没有进行过新一轮磋商，直到2015年2月才重新开始。欧美原计划在去年秋天完成初步协议，2016年美国大选前完成整个谈判。现在，进度已经完全落后于计划。

　　一方面，这与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从去年3月至11月的换届选举有关，成员国和民众对此自贸协议的怀疑和抵触情绪水涨船高；另一方面，美国也进入权力更迭期，随着更多的政治精力将投入到已经开始的2016年总统大选之中，可以预期作为次要贸易议程的TTIP不会在2016年前得以完成。

　　欧盟贸易一把手马尔斯托姆博士的前一任是比利时人德古赫特(Karel De Gucht)。离任前，这位作风强硬的谈判对手在2014年10月27日的一次小范围媒体晚餐会上也明确表达了对TTIP的担忧。

　　“TTIP谈判中最根本的动力，是欧洲从中获益要比美国多。而欧洲对此协议的反对声可能促使美国放弃谈判。”德古赫特说，“我能够理解大西洋对岸有些疑虑。我想他们会对明年重启谈判感到犹豫。”

　　新任欧盟农业委员赫根(Phil Hogan)则指责美国的谈判意愿不明。“现在美方没有严肃的意愿证明，他们想要一个TTIP协议。”赫根说，“对我们发出的谈判立场文件，美方给予的反馈非常缓慢。”

　　实际上，美欧双方错误的相互理解和围绕敏感行业“政治正确”的存在，本身就使得谈判难以顺利进行。乔治城大学商学院政策分析报告指出，TTIP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掉进沟里。

　　这份《TTIP:一份事故报告》分析说，欧盟一开始就豪气的向美方送出了覆盖95%关税税目的减免出价，而美方仅回之以67%。欧委会官员对此感到震惊，公开认为这是美方的公然挑衅。

　　但是撰写这份分析的三位贸易专家说，这是美国在FTA货物贸易谈判中通常的标准做法。美方从低比例开始叫价，是想以此作为杠杆，以撬动欧盟提供更加高质量的反馈。“在通向零关税的目标下，美方的做法看起来是有些吝啬，尽管这在传统的FTA谈判中是说得通的。”

　　欧盟在货物贸易谈判中的烦恼，紧接着就反映在服务贸易谈判中。当美方拒绝将金融服务纳入谈判中时，欧盟就宣布拒绝就金融服务提供出价以做报复。时至今日，欧盟都还没有给出一份服务业谈判的文本，尽管欧盟同意在其他FTA谈判中将此作为重要方面。

　　美欧双方在服务业市场准入上的立场也似曾相识：欧盟要求美国去除沿岸海运业和民间航空市场的准入门槛，美国要求欧盟废除诸如音像等文化产业上的障碍。但美欧服务业已是大西洋两岸最为开放的行业，占到双边贸易的40%。

　　欧盟还要在境内平息怀疑论者的怨气。在这一点上，欧盟要比美国辛苦得多。一些欧洲领导人已经公开断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意TTIP谈判影响欧盟的转基因生物(GMO)政策。

　　透明度问题同样令人头疼。欧盟成员国的代表怀疑布鲁塞尔的谈判人员在暗地里的谈判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进而要求公开正在谈判中的文件。执行谈判的欧委会因此遭受到来自成员国越来越大的压力。

　　尽管美欧双方对提高透明度问题的表态都相当积极，但欧盟一方做出的实质性妥协更多。除了敏感行业和税目文件外，欧盟目前已经公布了包括欧洲理事会的授权文本、欧洲议会的建议决议、欧委会的谈判立场、行业组织的磋商记录和各种研究分析报告等大量文件。

　　不过，乔治城大学的分析报告告诫说，谈判中的每一方都应该这样的保证：在不受到利益相关方的压力之下，谈成最优成果。而尽管最终的成果仍旧需要经过立法机构点头同意才能生效的，欧盟立法者还是要求公开正在进行中的谈判文本。

　　“在理想世界里，所有文件都应该得到公开这种主意听起来不错，但是并不具有可行性。”这份分析报告说，“提高透明度能够巩固欧盟的谈判立场，也能将谈判人员的手脚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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