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将获得堪比工业革命的势能，2015年恰是新旧力量角逐的状态切换期，围绕出行行业的对抗，只是一个小注脚。

    1453 年，德国人约翰.古登堡革新了活字印刷术，但在法国，因为受到抄写员行会抵制，巴黎引进这项技术推迟了近20年。

    17 世纪 60 年代 ,荷兰南部的小手工生产者反抗织布机，令一次可生产 12-14 条带子的织机投入工厂大幅度减少。

    1811年，英国诺丁汉地区掀起“卢德运动”，愤怒的工人砸毁了大量机器 ，之后演变为暴力冲突。与所谓“卢德分子”作战的英军数量，曾一度超过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与拿破仑作战的英军总数。

    19世纪末，美国很多州都有歧视汽车的法令，加利福尼亚州圣拉菲尔镇曾颁布法令，要求汽车司机在任何过路马匹的300英尺以外停车，即使如此，也无法消除马车铺老板对汽车满满的恨意，他们常常唆使儿童向汽车扔石头。

    1990年代，一批日本医生曾强烈抵制使用口服避孕药，并伪造了耸人听闻的副作用，真实原因是他们受益于流产手术。

    2015年，中国，在沈阳、天津、深圳、北京等多个一线城市发生了出租车、专车与交通部门的摩擦对抗。最近几次冲突中，上演全武行，天津专车司机有的在后备箱中带着电棒防身，而北京疑似“黑车”司机拒绝下车，执法人员动用铁锤破窗。

    科技改造生产与生活，由此遭遇抵制，各种版本的故事几乎与科技史一样悠长。新技术会打破旧秩序，让未来充满未知，动荡不安，传统的价值观与职业习惯也都可能土崩瓦解。不仅会威胁原有从业者的工作岗位、令其技能加速折旧，还能挫伤他们的自尊。

    需要注意的是，各种专车，其实并没有在互联网底层技术方面做出突破，它们只是将技术应用于行业改造，重新匹配供需资源。类似改造与匹配将获得堪比工业革命的势能，这就是“互联网+”震撼社会的原力。2015年恰是新旧力量角逐的状态切换期，冲突与焦灼不可避免。

    并非所有变化都会引发对抗，例如虽然在杂志社工作，对那些朝气蓬勃的新媒体同行，我唯有献上膝盖，即使梦中也从未想过去把人家服务器拆了。电商虽然将零售冲击的七零八落，张近东也不过就税收和****的事上个提案，苏宁本身还是向互联网转型的急先锋。乐视以颠覆者自居，反而赢得了很多传统电视厂家的尊重。各种到家服务影响了饭店、4S店、美容理发店和其他各种店的生意，也没见店主们拎着刀出来拼命。不难理解，在竞争充分的领域，“物竞天择”的结果较为容易接受，区别仅是这一次遇到洗牌的不是某家公司，而是全行业。

    可随着“互联网+”继续下探，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中常用的“深水区”，对抗就会接踵而至。虚拟与现实大融合，要解决的就是各种痛点，而痛的不能再痛的点，几乎全部存在于各种权力、利益纠葛的垄断体系中，例如教育、医疗、金融、能源、出行等领域。去年发生的四大行封杀余额宝，广电广电总局要求TV版客户端App下架，都折射出“状态切换期”的特点。

    最近的出租车与专车大战，则又有了新特点。它是冲突的“C2C”版本或者“C2B”版本，而不是“B2B”版本，这恰是因为“互联网+”又向下探了一寸。

    所谓颠覆者，初期减少摩擦系数的最佳方案，是先将自己包装为改造者，想清楚哪一块蛋糕是不能，至少暂时不能动的。无论滴滴快的、神州租车还是uber,都意识到传统出行体制已经板结，无法通过改造制度来提升用户体验。例如你不能通过重新申办一个出租车公司，向司机收取更低的份钱，给乘客提供更快捷更便宜的服务。但在板结的体制中，服务提供者有相对的自由，以及足够的怨气，因此他们是可以重新激活的资源。

    医疗领域也是如此，春雨医生、丁香园等都是从“自查+问珍+挂号”切入，因为医生的资源是可以组织的，而医院资源则很难。据说春雨也尝试与医院进行更密切合作，但能选择的第一批伙伴，还是以民营、莆田系医院为主。

    不过，高频消费能带来流量，却不一定能带来高毛利。获得规模之后，就必然要追求利润，如同撑开了麻袋口，就要向麻袋里装东西，专车是自然而然的选择。集中社会化资源，碎片化时间，也是2015年“互联网+” 对现实商业改造的焦点之一。

    当“+”到这一阶段，完全不触动存量利益已不可能。出租车公司与执法部门自然不满，就出租车司机而言，那些打车软件公司也不再仅是“解放者”，至于Uber,一开始就是入侵者。

    虽说大势所趋，顺者昌、逆者亡，但我们不能责怪抄写员、纺织工人、马车夫司机和日本医生，也不能责怪出租车司机。每个个体面对改变都会做出应急反应，没有人真正抗拒变化，人们真正抗拒的是在变化中对生活失去控制。当恐惧演化为愤怒，就需要一个具象的宣泄口。

    历史上每一个“状态切换期”，最终充满活力的市场新力量都会在完善制度中发挥巨大作用，灰色地带也会变为白色地带。但监管部门不能静待这种变化自然发生，长期态度含混，一方面会让改造大大减速，另一方面也会让个体承担非必要损失。

    英国公司制度从特许制到注册制，虽经历几十年争论，但在立法上有明确的时间点，就是1844年的《合股公司法》。任何博弈，都需要一锤定音的时刻。

    “互联网+”要创造新商业与生活范式，必然会有公司承担“推门”的角色。这扇沉重的大门，由之前数轮沉淀的垄断利益所铸成的——它们曾经也是进步的力量，但今天阻挡了阳光。推过类似大门的人都会有感触：最初门如此沉重，需要很多人的合力，才能打开一条缝，偶尔还会有反弹，将推门者撞成重伤，但当门越开越大，就会自动开启。

    那些推门者所要掌握的技巧是，即要出力，又要坚持到门产生自动力的时刻，还必须要接受为了对难些尚难以界定权利的必要限制。

    “一个时代最终统一的力量，在于它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急迫的要求、阻挡社会和平或进步的阻碍、对司汤达所说的新艺术的需要”，在《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500》一书中，作者雅克.巴尔赞如是说，“对于这一切，思想敏锐的人不可能视而不见，每一个思想家或艺术家都努力达到时代的这些要求，或是以某种方式阻止其实现，方法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迎接历史的挑战。”

    这段话，在商业史中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