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英国金融时报刊发保罗-J-戴维斯文章称，随着中国增长放缓，越来越多的投行业人士都在询问同一个问题：如今是否应在该地区采取更加现实的策略。

以下为全文：

摩根大通(JPMorgan)近日任命杰夫-厄温(Jeff Urwin)为其亚太区首席执行官(CEO)，这清晰地揭示了摩根大通的意图——让亚洲成为挑起全球投行业务重任的地区。

同样，高盛(Goldman Sachs)的加里•柯恩(Gary Cohn)和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4月份也都再次造访亚洲，视察了该行的业务部门并与数家监管机构讨论了亚洲、特别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问题。

中国正在上升为超级经济大国，推动了亚洲的快速增长。在亚洲快速增长的吸引之下，全球性和地区性投资银行都对亚洲业务进行了大笔投资，到新的国家开设分支机构并招聘数以千计的员工。

奥纬咨询(Oliver Wyman)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一份报告称，在十年的快速扩张之后，亚太地区投行收入占全球投行总收入的份额仍仅为五分之一左右。

根据麦格理(Macquaire)的数据，大中华区(包括香港)的投行营收在亚洲地区(不含日本)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已由二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二。

随着中国增长放缓，越来越多的投行业人士都在询问同一个问题：如今是否应在该地区采取更加现实的策略。

高盛亚太区(不含日本)总裁戴维•瑞恩(David Ryan)表示，“中国8%的年增长率仍比世界其他地区快;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这为我们提供了重大的机遇。”

“两三年前，整个投行业都有些沉醉于宏观经济增长的神话之中——我觉得，投行人士在确保实现近期目标时，他们的心态如今更加平衡了。”

对于在亚洲开展业务的投行来说，过去的一年是糟糕的一年。2011年下半年市场活动陡然萎缩，这突出表明，在金融危机爆发四年多之后，亚洲业务仍无法超然于西方的痛苦挣扎之外，发挥一定的缓冲作用。

尽管新股上市数量很少、并购活动有限，但今年第一季度已经有了些起色，这是因为债券发行活动剧增，汇率、利率和证券产品的销售与交易也活跃起来。但今年年初，各家银行的业绩仍是喜忧参半。

摩根士丹利亚洲业务的收入在各地区中增幅最大，比去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花旗集团(Citigroup)证券和银行业务的营收增幅也达到17%。这两家银行的业绩都好于摩根大通，后者亚洲投行部门的收入下滑了32%。

各银行业绩参差不齐表明，现在打开香槟庆祝还为时过早。近几年来，整个投行业都在进行大笔投资，以强化亚洲业务。有些银行，比如英国的巴克莱(Barclays)目前仍在加强亚洲业务。

自去年增长放缓以来，许多银行都在裁员，或至少把奖金数量降到最低，还有少数几家银行则收缩了它们在亚洲的野心，比如规模较小的日本大和(Daiwa)、韩国三星(Samsung)以及英国的苏格兰皇家银行(RBS)。

但至关重要的是，许多退出者只是简单地把团队或业务卖给其他银行，或是被其他银行挖角。这意味着投行业的“产能”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对盈利能力构成的压力并未减轻。

奥纬咨询亚洲金融服务合伙人克里斯蒂安•埃德尔曼(Christian Edelmann)表示，这一点可以从亚洲投行成本与收入之比的恶化中看出来。他谈到，“危机之前，成本与收入之比大概维持在60%的区间，而现在，中值大约为80%。”

对于亚洲投行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以及哪些领域存在产能过剩，银行家有着不同的看法，不过多数人都认为，在新股发行及其他售股领域，确实存在“僧多粥少”的现象。

然而，奥纬咨询和摩根士丹利近日的一份报告显示，亚洲投行业不像欧洲同行带有那么多的“赘肉”。该报告称，亚洲投行业务收入更多地流向了那些在当地设立业务机构的投行——它为当地企业与机构带来了融资机会，并与之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更少地流向核心投行业务，比如为兼并或融资提供咨询，这些是可以通过离岸操作实现的。

花旗集团亚太业务首席执行官卓曦文(Stephen Bird)表示，花旗亚洲区今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显示，“我们拥有一种能够适应所有情况的商业模式”。在花旗的整个业务线中——零售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交易服务——亚洲都是增长最为强劲的区域。内部人士指出，花旗集团的投行业务每赚到1美元，其企业银行业务就赚到了10美元。

不过，与企业联系更为密切并不一定能够削弱投行业务的周期性。麦格理分析师使用的Dealogic数据显示，汇丰(HSBC)和渣打(Standard Charted)与亚洲商界建立了根深蒂固的联系，但它们的投行业务几乎没能因此获得提振。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亚洲对于投行业的重要性能否上升到与亚洲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重要性相匹配的程度，这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家们表示，由于亚洲(不含日本)仅占全球证券总量的10%至15%左右，因此要实现上述目标，仍有一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