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系统性风险

与多家现代农业企业合作过的风险投资商深圳市海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曹乐武对记者说，国内现代农业企业发展空间虽然很大，但是蕴藏的风险也不小。一是国内有市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企业非常少，不少所谓的现代农业企业都是跟风发展，并不具备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二是国内现代农业企业发展时间都比较短，基础薄弱，在人才储备、组织管理等方面有长远发展打算的企业比较少;三是国内农业企业成长的大环境不是很好，土地流转政策仍不明确、食品安全事故一再刺激公众的神经、农业企业融资环境也非常差。这些系统性风险的存在，使得风险投资商们对现代农业投资的谨慎性要大大高于其他很多行业。

据记者了解，目前是否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现代农业技术，其实已成为了国内风险投资商们考虑投资的最重要因素。

陕西赛德高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一套蔬菜深加工工艺，使得原本极易腐烂的蔬菜可保存18个月，蔬菜可以像工业品一样一年四季以同一个质量和标准向市民提供。董事长杨建文告诉记者说，凭借这一先进的农业生产工艺，公司今年利润可达到1000多万元，3年后可达到4000万元，公司的高成长性已得到了风险投资商们的信任，到去年底已有三家风险投资商入股5000万元与公司合作。陕西杨凌圣妃乳业有限公司创始人张若楠花了10年时间自主研发掌握了液态羊奶的除膻工艺和常温下长期保存的核心技术，风险投资商们对他大方地进行了投资，并扶持企业成为我国液态羊奶生产能力最大的企业。

不过，国内风险投资商们对现代农业普遍持谨慎态度，这种谨慎性从风险投资的总体规模上就能看出来。虽然从2006年至2011年，我国农业领域已披露的风险投资案件有100多起，但是这个数字对于全国1253家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和潜力巨大、迅速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来说，仍是不相配的。

应对外资竞争

除了控制风险外，国内风险投资商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需应对国外资本越来越强有力的竞争。从2006年至2011年，在我国农业领域已披露的风险投资案例中，有60%的投资额是由外资完成的，涉及投资金额10多亿美元，外币投资的平均单笔投资额显著高于人民币投资。

据调查，目前外资选择的目标都是我国现代农业中的核心企业。如摩根士丹利于去年6月便投资了我国一家专门研发、生产和销售动植物生命素产品的现代农业企业，而生命素产品对农作物产量及质量有巨大的提升作用，对动物健康状况也有改善作用，不仅能满足国内的农业生产需求，而且还可以为人类的健康从源头上提供保障。

对于外资加快进入我国现代农业企业，国内部分农业和投资专家们认为，外资成规模地对我国现代农业企业注资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国内现代农业企业与国外风投资本的结合，给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更带来了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和专业化的运作模式。

另一方面，在推动企业发展的同时，外资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国内企业，使我国发展现代农业所获得的利益有相当一块落入了外资手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外资才刚刚开始进入我国现代农业，数量还不多，但是外资选择的都是我国现代农业中的核心企业，随着这些核心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外资无疑会从中获得巨大利益。更让人担心的是，外资有可能会通过资本手段控制我国现代农业的关键技术，进而影响到我国现代农业的安全性。这种情况已在我国多个产业领域中出现过，现代农业不能再重蹈覆辙。

促国内风投健康发展

为了控制风险并使我国发展现代农业所获得的利益最大程度地为我所有，专家们建议，国家需出台有力政策支持国内风投健康发展。

具体而言，一是需加快推动我国现代农业从幼稚转向成熟，尽量降低现代农业的系统性投资风险。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明确要求，到2015年我国现代农业建设要取得明显进展，东部沿海、大城市郊区和大型垦区等条件较好区域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2020年，现代农业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基本形成技术装备先进、组织方式优化、产业体系完善、供给保障有力、综合效益明显的新格局，主要农产品优势区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要鼓励企业苦练内功，使更多的企业家通过艰苦研发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的现代农业技术;二是要发挥政府中介作用，解决风投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现代农业领域也存在企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问题。大量企业都是新生的，资本市场对其还存在一个熟悉的过程。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积极发挥中介作用，为双方牵线搭桥。

三是要合理地引导外资进入国内现代农业企业。国家应对国内现代农业企业进行分类，对于影响我国农业安全的企业，要防止外资抢夺控制，对于不涉及国家农业安全的企业，可充分利用外资解决国内企业资金和管理不足的问题，最终达到我国发展现代农业所获得的利益最大程度地为我所有的目标。

第一现场

基层农技员：走出农技推广新路不容易

在周老嘴镇金光村的一片水田，周振涛合作社的农机手正在机插秧。不过，大片的水田，只看到几辆插秧机和农机手在忙碌，远处有两三个农民在用拖拉机犁地，看起来，跟往年的春耕相比倒显得有些冷清。

据介绍，一台插秧机两个农机手每天可以插30到40亩水田，人工一个人一天还插不完1亩地。但“要够得上插秧机用，秧苗就要‘小、短、强’，规格统一，否则就望机兴叹。但是千家万户农民育的秧各不一样，插秧机吃不下。”身为湖北省监利县基层农技员的周振涛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机器插秧关键不是机器，而是秧苗。

为了解决秧苗的问题，去年包括周振涛在内的8个股东投资300万元开建“育秧工厂”，同时通过农机实物入股，组建了30台插秧机规模的三丰农机合作社，开展机插秧业务。今年3月下旬，“育秧工厂”正式开工育秧，这是目前湖北省最大规模的工厂化育秧基地。

合作社按照每亩地210元到230元的标准向农户收取服务费，这笔钱包括种子、育秧、机插、病虫害防治以及后期田间管理“一条龙”服务，农民非常欢迎，第一年就拿到1.5万亩的订单。

一直被基层农技推广困扰的周振涛觉得，这个合作社模式把从种子到管理的种植环节都囊括进去，统一种植、统一管理、标准化生产，新技术、新机械、新方法都融会贯通到千家万户中，比他过去轻松多了。

据周振涛介绍，湖北省监利县是国家有名的产粮大县，农技服务和推广对于粮食增产非常重要，但一直以来却是“指导靠摩托，咨询靠电话”的落后状态。

与周振涛同是基层乡镇农技员、监利县毛市镇农机服务中心主任陈传珊跟记者在一起时，电话不断，几乎说不完整一句话电话就响了。他说：“春耕就是这样，镇下面千家万户种田，就我这颗脑袋，不忙才怪。”

周振涛说，2005年前后湖北全省实行“以钱养事”的改革，基层农技人员从最多的5万人减少至1.4万人，农技人员每月1000余元，此外不给任何其他补贴，农技人员积极性不高。周振涛感叹，这支政府“正规军”有点日薄西山的感觉。

而农民对农技服务的需求没有因为“正规军”的势弱减少，反而更加强烈。由于农村外出打工人越来越多，在农村种地的更多是50到60岁的老农民，他们知识、体力有限，接受新品种、新事物、新技法的能力非常有限。散布在村村落落的农资经销店充担了一部分农技服务的角色。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农资经销商难免不为利所动，提供的服务和信息难免有隐患，更何况这些人好多都不专业。”陈传珊说，这支“杂牌军”反而是现在农村农技推广的主力。

计划明年成立“机防合作社”的陈传珊认为，周振涛搞合作社推广农技、服务农户是比较“靠谱的”，也许就是农村农机服务和推广的“第三条道路”。

不过，陈传珊和周振涛也担心“第三条道路”是不是风险太大。“比如种子有点欠缺，那插下去的秧不是两三亩的问题，而是成千上万亩的问题，如果有这类风险，合作社承担得起不?”

目前的农业保险对合作社的支持力度并不大。周振涛等人介绍，农业保险在基层推行起来并不顺利，对于农业生产定损非常难，弹性空间太大，对合作社经营的实际保障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