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成功率很低、资本投入风险极大，处于种子期和初创期的公司，获得投资资源支持的极难，是当下中国创业和风险投资的现状之一。

与Yahoo，Goolge， YouTube这样诞生校园就可以获得投资最终做成功的案例相比，“资金和人才”这两项必备元素的稀缺，使得中国的创业土壤极为贫瘠。在中国成长才几年的风险投资，却是“越来越投后期”的趋势。

教育部统计表明，2005年自主创业的本科毕业生只占毕业生总数的0.4％；即使北京，在2006年17.5万名高校毕业生中，选择自主创业的也仅有146人，不到毕业生总数的0.1％.国家统计局的普查结果则表明创业热情不高是一个普遍现象，我国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只有2.5个，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还少22-27个。

即使是从业数年后中途创业的，成功概率也极低，Intel中国区总裁杨叙称，过去十几年中Intel出去创业的人，成功的连20％都不到；

“联想之星”一期学员魏育成也认为，与美国相比，中国缺乏一个好的创业环境。“在美国，你有一个好的Idea，就会有钱支持你。但在中国，企业首先得解决生存的问题。”

中科院路甬祥院长在调研中发现，大学和科研院所办企业不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没有引入社会化的资源与力量，仅仅依靠自我复制很难推动企业的更大发展。“在科学院的科技成果转化事业推动方式上，必须引入天使投资等外部力量，整合社会优势资源。”

有着科技摇篮之称的大学和科研院校，除去像联想、北大青鸟、清华紫光、方正之外，技术成果的商业化率也不高。中科院副秘书长邓麦村说，从历史上看，中科院的企业曾经达到1000多家，但其中相当一批企业已经被清理掉了，而在剩下的四五百家企业中，“长期只有几百万、上千万营收的企业有一批，像联想、地奥、曙光这样发展比较好的，销售收入真正过亿的不过40多家，还不到总数的1/10.”

中科院副秘书长邓麦村的另一重身份，是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科控股）的总经理。作为中科院促进院属企业社会化改革的具体执行者，“国科控股的使命之一也是要支持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产业化。”

国科控股旗下的20多家控股企业中，有12家通过转制、引入社会投资人。成都信息公司2002年转制前，销售收入不到2000万，“现在已经超过一个亿了”。邓麦村说，还有比如沈阳科技、沈阳计算公司等等，“原来都是有很好的研发底子，只要市场观念转变得更好一些，应该会很快发展起来”。

而几乎不约而同，我们看到一个会让人更兴奋的现象是，政府、社会资本、国有资本正在更大力度介入和推动“天使投资”对早期创业项目的孵化。

从科学院出身创业的柳传志，开始在中科院系统内的小实验“联想之星”，培训未来CEO，并计划未来3-5年，联想控股还会拿出5个亿投到联想之星的项目中去。

在“联想之星”一期班结业的同时，“英特尔全球技术创业挑战赛”中国区的选拔赛也在清华大学拉开序幕；从2008年开始，包括富达亚洲（Fidelity Asia）、德丰杰全球等基金也在积极赞助“中国商业计划书大赛”；上海市大学生创业基金会正式成立于2006年8月，出资方为上海市科委和上海市教委，

中国的校园和院校科研机构，是否可以让我们多一些诞生下一个联想、下一个Yahoo、下一个YouTube的寄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