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薛蛮子跳出了他那一代人的宿命。他有着多元的价值观，他说，在十多岁时他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有一个共产主义理想之外，也有很多并行不悖的价值准则和道德准则。他不像同时代的很多人，沉浸在一元论的世界中，习惯简单的二分法，认为整个世界非黑即白，非对即错。

他的父亲薛子正是四川人，早年投身革命，1920年代留学俄国，解放初期做过北京市秘书长，操办过许多开国的事，比如为国徽的设计和纪念碑的奠基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打交道;父亲给薛蛮子讲过一些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趣闻轶事，“即便在商量正经事，只要一听说邓小平找他打牌，就三步并作两步赶去，怎么喊他都不回头。”

薛蛮子家住在头发胡同里，在他的记忆中，吴晗总是来他家打麻将。那时候的吴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也是历史小丛书的总编辑，他每出一本历史小丛书，就送给薛蛮子一本，每本2毛钱。在少年的薛蛮子看来，这是极其高尚的事情，中国大历史学家懂给他书，尽管有一半他看不懂。但这培养了他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他被同学称为小吴晗。

13岁时，薛蛮子官宦子弟的贵公子生涯被终结：薛子正被隔离审查，关入监狱。忽然间，他认识的很多人都被关进了监狱，这对一位少年的世界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尽管，他那会满脑子都是整个国家的前途。他脑子中充斥着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中的发刊词，中国往何处去，是那时候的薛蛮子最关心的话题。

薛蛮子跟他同时期的很多人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但因为吃不了苦，做了逃兵。15岁那年，前往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一个村子。在那个偏僻的地方，他呆了两年，欠了公社一百多块钱，还摔断了胳膊。

薛蛮子逃回了北京。他去找名人聊天，全是在“文革”期间失势的人，比如沈从文、翁独健、贺麟、沈有鼎、金岳霖这样的“过气人物” 。

这个时候，一个青年的价值观对他的行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家庭背景决定了他可以和陈占祥(与梁思成共同提出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梁陈方案”)等人一起学习英语，他每个周三都出现在陈占祥的家中，骑个小自行车，晚上7点到，11点走。让薛蛮子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小小的蜂窝煤炉子，一小杯浓浓的英国咖啡，有时候是红茶，放两块糖，或者有两块饼干，或者桃酥。在那个非常荒乱的年代，想起那些个周三的晚上，薛蛮子觉得自己幸福得快要晕过去了。他们聊世界文化史、英国文学史，聊英文怎样学。在陈占祥那里，薛蛮子结识到了很多挺有意思的人，如《红楼梦》的翻译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除了陈占祥，薛蛮子学英语接触时间比较长的另外一个人是萧乾(记者兼作家，《尤利西斯》译者之一)。那会萧乾正在翻译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薛蛮子也参与其中一部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个机会，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当义工，研究所的所长是何其芳。薛蛮子每天的工作是把《纽约时报》上每周的书评做档案，那个时期，他几乎认识了北京所有的翻译家，当时最有名的是冯至、卞之琳，还有研究法国文学的柳鸣九等。

薛蛮子的法文教师名单也不逊色：李健吾(《包法利夫人》译者)，陈敬容(《巴黎圣母院》译者)，叶君健(《安徒生童话》译者)，华揽洪(北京儿童医院的建筑设计师，其父华南圭，与詹天佑齐名)。他真正的法文教师是华揽洪。尽管后来放弃了法文，他当时还是令人羡慕地接触到了《局外人》、《厌恶及其他》等法国现代文学杰作。学习英文1年后，薛蛮子开始尝试翻译英语文学作品。他能够看到《教父》、《爱情故事》等美国最新小说。

1978年高考恢复，对于25岁的薛蛮子来说，需要做一个重大决定。虽然“文革”10年，学业荒芜但只有初中一年学历的薛蛮子却决定考研究生。他分析过，研究生不考数理化，而他的竞争对手——那些老大学生，由于夫妻长期分居两地，都志在必得。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研究生考试虽然不用考数理化，但竞争对手会更强。“我的竞争对手都是68、69、70年下放到农村的老大学生。这些人为了回到城里取得一个城市户口，杀人的心都有!”

薛蛮子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优势，“首先我报考的这个专业必须是新设立的，要是以前有的，我肯定玩不过人家。其次我要考虑自己的强项在哪?之前我喜欢看两种书，一种是中文书，一种是外文书，也就是说喜欢文科，外文也会一点。”他最终选择了“中外关系史”：这个专业既不用考数理化，又是新设的，而且还能发挥薛蛮子那点外文功底。他认为，一同报考的人中，懂中国的未必懂外国，懂外国的未必懂中国。在那次考试中，他出奇制胜。

薛蛮子研究生考试成绩本专业全国第一，父亲为此很自豪，给了他100元奖金。研究生读了一年，他认识了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美国人简慕善，简是美国大使馆美中交流协会的代表，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曾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简慕善的普通话说得很好，他非常欣赏薛蛮子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取得的成绩。因此，他给伯克利加州大学写了一封“前所未有”的推荐信，称薛蛮子为“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如果不给此辈奖学金，将是“本校永久的遗憾”。

出国前，薛蛮子神采飞扬地对同伴说，我蛮子就是要天上的月亮，也能摘得下来。薛蛮子兴冲冲地赶往美国的这一年，24岁的诗人顾城在《星星》上发表了成名作《一代人》，诗仅有两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一年，刘少奇的冤案得到了平反，也是这一年，薛蛮子的父亲辞世了。

1980年5月21日，薛蛮子记得异常清楚。伯克利给了他每年2万美元的奖学金。身上只带着500美元的他兴冲冲地跑到学校去要奖学金，被校方告知9月份才能领取。不得已，薛蛮子只能勤工俭学，他在伯克利的校刊上看到了一个机会，聘请懂汉语拼音的翻译。薛蛮子暗自窃喜，就乐颠颠地跑去应聘，敲开门，出来的是一高一矮两个人，矮个的叫孙正义，高个的叫陆弘亮。他们提供的工资是每小时7美元。

那时，与薛蛮子一起为孙正义工作的，还有一个正在伯克利读书的戏剧博士，叫赖声川。孙正义发明了一种日常用语自动翻译机，包含32种语言。孙刚从伯克利经济学院毕业，即将回到日本创办让他名震世界的软银。回到日本后，孙正义就把机器卖给了夏普公司，价格是100万美元。

薛蛮子从孙正义那里挣得的这7000美金带给了他巨大的幸福感，他用其中2000美元买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他想到了父亲，一个七级干部，算是共产党的一个大官了吧，可买不了一辆汽车，那时候只有毛主席、部长们才有汽车。薛蛮子的妈妈，是一个十三级干部，天天骑自行车上班。“猖狂啊，”薛自我评价说。此后的人生，只有两次金钱确实带给了他巨大的幸福感。第二次是赚了100万美金，他在心里调侃自个，“老子怎么可以挣100万美金哪?”第三次是UT斯达康上市，他赚了1亿美金。此后，他就变得麻木了，最后金钱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数字。

不得不承认，那7000美金对薛蛮子的冲击是巨大的。此外，在伯克利，他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上课的时候，学生把脚丫子放在课桌上，教师穿着拖鞋、穿着大背心，在这里，薛蛮子感受到的是一种百无禁忌。此后，薛蛮子的行为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他改换了自己的专业，修读中美现代经济关系史。薛蛮子并没有读完伯克利的课程，原因是离毕业还有一年的时候，他的一份工作申请被接受，年薪3.5万美金，他卖掉汽车就冲到了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