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香港中环，上班族异常忙碌。上市公司的中报期来临，又恰逢外围市场的强烈震荡。“投资人不但关心公司基本面，而且比以往更多讨论宏观经济，好像每个人都变成了经济学家。”一名投资经理说。

此时，近一年来主要海外投行的中国经济学家“大换位”正接近尾声。任职于高盛的经济学家乔虹，有望加盟摩根士丹利，弥补王庆离开的空缺;而一度空缺的摩根大通中国经济学家人选，也已于9月初内部公布，花落曾于国际清算银行任职的朱海斌。一名不愿具名的投行经济学家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在全球经济诸多不确定性面前，服务于机构投资者的投行经济学家，也“到了考验功底的时候”。

现在，这个圈子里耳熟能详的名字不多了。相较于上世纪90年代谢国忠、许小年等人任职的时期，投行经济学家的市场影响力正日趋减弱。伴随着频繁的跳槽换位，海外投行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正进入一个“无英雄、无明星”的时代。

变动趋定

高颧骨、消瘦的面庞，干练的短发，这是外界对乔虹的初步印象。这位2000年自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年轻女经济学家，2005年于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高盛。近期，她有望转投摩根士丹利，接替今年6月离开的王庆。

尽管目前消息尚未公开，但高盛公关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询问中国经济学家的简历时，只提供了另一位中国经济学家宋宇的简历，间接印证了乔虹的离开。

像个大男孩的宋宇，看起来更年轻，个头约一米八左右，身材瘦高，棱角分明。宋宇的简历很简单，“2004年加入高盛，负责中国宏观研究，2011年7月1日起，任北京高华证券宏观经济学家。”此前在美联储、经合组织等机构实习，为爱丁堡学士及牛津大学硕士。

在过去一年中，海外投行中国经济学家经历了一番大洗牌。出现人事变动的，不只高盛和大摩。8月初，英资投行巴克莱宣布，将由黄益平接替去年10月转投中金的彭文生，出任该行董事总经理及亚洲新兴市场经济研究部首席经济分析师。

曾供职花旗、在加入巴克莱之前在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担任教授的黄益平，被“新生代”的投行经济学家尊称为“黄老师”。黄将掌管巴克莱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同时负责香港及台湾的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研究。

而今年7月底，出身中金的经济学家张智威，转投野村证券，出任该行的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接替去年底离职的孙明春。孙明春目前担任大和证券中国研究主管兼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另一位自中金出来的沈建光，在去年年中加盟瑞穗证券，出任该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一职。

这轮“洗牌”终于将在近期告一段落。市场在等待摩根士丹利正式公布对乔虹的任命之外，此前因王黔转投内地国家级投资机构中投公司，而致中国经济学家一职空缺的摩根大通，也于9月初公布由朱海斌出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及大中华区经济研究部主管一职。

投行经济学家的人事变动在近年已成常态。他们的“出路”，一是依靠积累和广阔的人脉，转做投行业务。如摩根大通前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已转任该行的中国区投资银行副主席;王庆今年年中在离开摩根士丹利之后，加入中金的投行部;前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亦加入高盛投资银行部。二是由“卖方转为买方”，创办投资公司，这其中包括原高盛经济学家胡祖六，他在转做投行业务后又离开高盛，创办了私募股权基金春华资本。

特质延续

目前活跃在市场上的投行中国经济学家，在资历和稳定度上“硕果仅存”的，只有德意志银行的马骏、汇丰银行的屈宏斌以及瑞信银行的陶冬。

陶冬外表斯文，个头不高，1998年加入瑞信，主管亚洲区经济研究。由于资历较深，长年曝光于香港的媒体，加之外型儒雅，被昵称为“师奶杀手”。马骏和屈宏斌分别在2000年及2002年加入德银和汇丰，一直未有变动。

由于投行经济学家不仅要撰写报告，而且大部分时间在海外路演，会见投资者，他们的工作异常紧张和忙碌。陶冬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4个到18个小时。周末的摩根士丹利办公室，以前也时常可以看到王庆加班的身影。当年的王庆，在圈里以“拼命三郎”著称。

长期“高压”的工作，让这些经济学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美银美林中国经济学家陆挺，1974年12月生人，今年还不到37岁。而根据公开资料，外表老成的大和证券孙明春也是“70后”。沈建光、张智威等人，也不到40岁或是刚满40岁。有投资人担心，经济学家过于年轻，可能经历的周期还不如他们自己多。

“其实可能外界有误会，当年马骏是36岁进的投行，谢国忠也是37岁出任摩根士丹利亚太区经济学家。”一名现任海外投行经济学家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解释。

比较现任海外投行的中国经济学家与其前辈的履历，并未有太大分别，仍是以海外高校博士毕业为主，沈建光甚至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博士后。

现任的投行中国经济学家与其前辈的工作经历基本相似，多是曾经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等机构。彭文生、张智威曾供职于香港金管局，沈建光曾在欧洲央行工作。

部分经济学家，多有在象牙塔的工作经历。如花旗的沈明高、巴克莱的黄益平，以及离开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王黔——这位经常扎着简单马尾的女经济学家，说起话来铿锵有力，她曾经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教授。

也有从海外高校毕业后直接加入投行的。乔虹自2005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便加入高盛，此前只是短期供职及实习经历。但其学术功底深厚，师从斯坦福大学被誉为金融发展理论奠基人的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Mckinnon)，此前从事美元本位下东亚经济体汇率政策对本国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其同僚宋宇则是于2004年加入高盛经济研究部工作至今。

投行经济学家仍不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位置。目前主要海外投行中，只有瑞银证券的汪涛以及乔虹为女性。或许是工作性质的缘故，投行中国经济学家仍是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

“明星”消失

投行经济学家“本质是卖方的销售。他们的观点就是试图影响市场，制造交易量”。陶冬在其博客中指出，对于投行经济学家而言，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对经济形势和政策的把握，预测准拐点来临。但相较于海外部署中国业务早期的年代，如今海外投行的中国经济学家，缺少符号化、代表性人物。

一位在海外大型公募基金供职、拥有超过20年的投资经验的投资者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在90年代中后期，像许小年在美林的时候(后来去了中金)，谢国忠在摩根士丹利的时候，他们都是独立思考的经济学家。后来的胡祖六也还不错，屈宏斌、薛澜、陶冬，那个时候在中国经济学家圈子里，还是有竞争的。但是你看现在，我都不知道找谁?”

这名投资者更不讳言：“投行经济学家影响力的下降是这个行业的悲哀。投行的研究水平这么多年来，可以说是退化，研究质量这几年来下降很多。”

一个可被观察的现象是，在过去，无论观点对错，这个圈子存在“永远的大牛”，但现在，投资者开始抱怨投行经济学家变得越来越标准化。

这种演变的一个原因，与互联网的发展相关。投行机构在20年前具有极强的信息优势，它们相对普通投资者有更多的渠道和手段去获取信息，在处理信息方面不仅有先发优势，也技高一筹。

但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大部分的信息数据，经济学家和散户均有可能同步获得。在信息处理方面，市场上具有经济学背景的人士与投行的经济学家差距不大。亦有投资者指出，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投资者越来越成熟和有主见，不再会轻易认同经济学家的观点。

投行经济学家对市场的影响力也与20年前完全不同。一名对冲基金的负责人说，由于信息获取和处理的优势，当年的经济学家更容易获得较有特色和新意的观点，加上投资人对欧美机构亦有仰视的态度，投行的经济学家能担当市场“训导者”的角色，影响市场。

“如今是个人人都可以做经济学家的时代。”上述对冲基金负责人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他指出，简单的宏观数据分析，投资者甚至可以自己做到。只有一些深入的市场调研，“可能会对投资者有些帮助。”

另一个导致经济学家“明星”消失的重要因素是经济格局变化。“当年对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是非典型的分析，有的时候甚至一种价值的判断。”1998年进入中银国际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目前在中国银行担任经济学家的曹远征说。20年前，中国的经济没有现今的复杂，相对封闭，因此对于经济走势和大方向的判断相对容易。

但如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经济也在融入全球，与全球经济互为影响。“非典型分析变成了典型分析，或者说是规范分析。”曹远征说。由于外围因素的复杂性，对宏观经济判断较以往不那么容易了，因此经济学家也经常判断错市场，这也间接导致了他们影响力的下降。“这些经济学家压力蛮大，有时意兴阑珊，还不如转做企业投融资或者其他业务。”

实际上，目前投行经济学家面临的竞争也远远超过从前。除了海外投行的同行，逐渐壮大的国内券商亦设立首席经济学家，“如今发声的人多了，自然每个人关注度就会降低。”沈建光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分析说。

海外投行的费率下降，资金优势不在则是另一诱因。有市场人士分析称，投行不能出更有吸引力的价钱，降低了“明星”经济学家出现的几率。由于投行是盈利机构，投行经济学家的分析容易以关注短期的波动和预测能力为导向，对长远经济发展的独立思考不足。

诗人北岛曾说过，“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里面，我只想做一个人”。对于“英雄”难求的投行经济学家而言，恰须回归“本分”。

陶冬曾在他的博客里写道，经济学家预言未来，可大可小。“小的可以是下一个公布的经济数据，经济学家各显身手，或用模型，或靠关系，每人每天都在做，都在竞争。这些预言是市场的一部分，做得好会赢得客户的赞誉，甚至可能直接影响价格和市场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