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一掷千金，这个倒确实可以有。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当天，汪小菲就豪爽了一把。4月20日，有人发了一条微博，说海南有一8个月大的女婴需要做肝移植，呼吁网友购买女婴父母种植的芒果以助其筹款。那些芒果大概有一万斤。汪小菲转发道：“作为餐饮企业，既救人又能让客人品尝美味。我们全部认购了。”汪说，由他参与发起的旨在救治胆闭儿童的“新肝计划”，已经帮助50多人实施了手术。

汪小菲说，自己其实是个挺乏味的人，除了周六跟朋友去嘉里中心打打篮球，没什么爱好。到现在为止，连话剧都没看过。看电影也很少去电影院，就和老婆窝在家里看。“几乎全部时间、全部心思都花在工作上了。”坐在沙发上的他放松了一下四肢，显得有些疲倦。

啊哈——这看上去很像是又一条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谎言。一个合格的花花公子应该将大把时间挥霍在夜场、轰趴和海滩才对。但这位去年6月正式成为俏江南集团CEO的年轻人身体略微前倾，一脸认真地说：“我真的很想把企业做好。如果说我有什么理想的话，这个理想就是成为一名伟大的企业家。”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梦想，久得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汪小菲提供的确切时间是小学三年级。汪父当时做食品生意，养了很多猪，还开厂子生产豆制品，汪小菲当时每周末去父亲厂子里，觉得“很好玩”，那时他产生了经商的念头。这种对做生意的兴趣也许是遗传：双亲都是商人，爷爷也是生意人。汪小菲自己在小学三四年级就体现出了一些“天赋”，他和一个同学一起开了一个租书店，当时流行日本漫画，《圣斗士星矢》、《七龙珠》之类，两人把自己买来看过的漫画书收集整理好，弄了个小书架，租给同学看，“一本卖1块2或者1块5，租看一次3毛钱，限定你一天就还回来，有些同学当天没租到，还专门预约呢。”

汪小菲的第一笔生意盈利还不错，每天有三四块钱的收入，对小孩子来说差不多是巨款。不过那时候他显然还不具备资本运作的远见和雄心，赚的钱都买冰棍和烤串吃了。

成为一个企业家的念头，在2001年越发强烈。但不是因为俏江南已经开张，而是缘于死亡。1999年，汪小菲的舅舅在一天下班途中由于意外去世了。汪小菲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有个自己的医院，”舅舅的遭遇让他觉得，一个人离开人世时的状态很重要，“让很多人能在医院里面度过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那是我在加拿大给人生设立的唯一目标。”他知道，只有让自己变得强大富有起来，这个目标才会实现。

从前的汪小菲，更多以大S恋人和张兰公子的形象出现，如今则更多以企业掌门人身份示人(图片来源：《中国企业家》)

当然，豪言壮语谁都会说。立志跟戒烟一样，每天都能搞他个好几回。汪小菲不过是个凡夫俗子，自然也曾经迷茫过。2008年初，汪小菲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说，他“最讨厌听到的就是有人说他们家是开餐馆的，在中国，餐饮业被认为是三教九流的行业，什么人都能干，从业人员素质比较低，这点我绝对不否认”—这里面隐藏的自卑触目惊心。汪小菲承认自己说过这句话，但解释说，现在他恰恰又有不同的想法，“我特别感激人家说我是厨子，你要说我是厨子、说我开饭馆的，我打心里谢谢您!我就是想把这行干好，我就是干这个的。”他低下头又扬起来，看着记者重复了一遍，“确实就那么回事，我确实很感激。”

关于自卑和耻辱感，在汪小菲身上还有一个故事。

跟很多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一样，汪小菲也遭遇过种族歧视，那是在法国留学时，1998年，他17岁。当时汪小菲要回国，为了省500法郎，没有买从巴黎直飞北京的机票，而是到法兰克福转机。在当地机场要等三四十个小时，过安检的时候，一个检查护照的工作人员跟汪小菲说：“你跟我走一趟!”汪问为什么，那人说怀疑他是非法移民。

汪小菲说，工作人员压根没什么证据，“就借机找点中国人的事儿。”那人找了个中文翻译，问了汪小菲好几遍，“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汪小菲说我叫汪小菲、汪小菲，“后来才明白，他是看你一说错了就给你抓起来了。”虽然没说错名字，但汪小菲还是被关到监狱里去了，没有任何理由。“就给我放在机场监狱里，全是白房子，用海绵裹着的大白管儿灯，我记得特别清楚，哎呦!不是说咱吃不了这苦、受不了这罪，那种对民族自尊心的打击特别大!”

这一关就是两天。白天让汪小菲在监狱里待着，晚上不给他安排睡觉的地方，只能在机场里边的铁凳子上蜷着，“很屈辱，”他说，“真的。”

这次遭遇激起了汪小菲的“爱国”情绪。后来，有韩国人和日本人喜欢倒LV的包，但当时LV有限额规定，于是这些人就找中国留学生带，一人给500法郎，汪小菲不但坚决拒绝，而且他要求自己认识的所有人都不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