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是中国最优秀企业家之一，华为是中国最优秀企业之一，但在繁华背后，管理结构、企业文化和国际化困境让任正非倍感掣肘。

导语：国外媒体今天撰文称，作为亚洲最神秘的商业领袖，华为CEO任正非一直以来都保持低调，这不仅是性格使然，也源于他自始至终的“局外人”身份。但恰恰是这种身份，激发了他的斗志，带领华为从默默无闻的小作坊发展成为力压群雄的全球巨擘。

以下为文章全文：

还原神秘商业领袖

1990年代，华为总裁任正非多次访美，希望从行业领导者那里学习经验，将华为也打造成一家跨国公司。1992年的中国尚未推出信用卡，所以在当时的一次访问中，任正非全部用现金付款，他的公文包里装了整整3万美元现金。

16年后的今天，任正非已经登上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而华为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之一。但在美国人眼中，他依旧是个局外人。他努力想要赢得AT&T、Verizon和Sprint等客户，但2007年仅在美国实现2亿美元收入——彼时的华为全球收入高达230亿美元。同年早些时候，美国以安全问题为由，阻止华为竞购该国网络设备制造商3Com。

2008年3月，根据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外交密电，任正非前往美国驻广州领事馆，抱怨他只拿到了单次入境签证。美方怀疑他与中国军方和政府有联系，这令他颇为愤怒。

尽管有关任正非与中国政府往来密切的争论拖累了华为的全球扩张计划，但他自己的故事却表明，该公司的成功主要还是源于强烈的个人主义气质，这也是任正非挑战世界的勇气所在。

任正非拒绝接受采访，然而，他已经与华为员工分享过多篇信件和文章，有时甚至还会与公众分享。由于内部知情人士已经证实了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因此，便可以从中寻得一些线索，还原这位亚洲最隐秘商业领袖的全貌。

尽管华为总部已经拥有4万名员工，但任正非仍以超然而神秘的形象示人。墙上没有太多他的照片，对多数员工而言，引经据典的公函是他们与这位公司领袖之间唯一的联系。公函通常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布，风格果断，即有趣又不失威严。“他很聪明，很有远见。”一名员工说，“在他看来，让员工了解自己的远见是一大挑战，所以便花了很多时间激励员工。”

局外人的成长史

人生伊始，他便以局外人的身份亮相。

1944年10月25日，任正非出生于贵州偏远山区的一个农村家庭，在7个孩子里排行老大。家中生活异常艰辛，父母都是教师，母亲经常借钱贴补家用。他后来在一份内部杂志中写过一篇文章。“直到高中，”他写道，“我从没有过一件像样的衬衣。”

任正非1963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74年参军。由于当时工程人才匮乏，因此军方破格让他加入工程兵部队。他后来表示，自己当时被排挤在一个内部圈子之外。“我大学时无法入团，参军后没能入党，”他在去年发给员工的一封邮件中写道，“我的人生总是遭遇逆境，我变得孤僻了。”

尽管如此，任正非还是表现优异。他被提拔为副所长，相当于副团长，并于1978年受邀参加全国科学大会，1982年参加党代会。在邓小平次年宣布裁军后，他的军人生涯就此结束。

任正非很快干了多份工作，他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已经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他怀揣着2.1万元人民币与朋友一起在深圳创办了华为，主营电信设备。任正非很快将公司推到了价值链的上游。起初模仿其他公司的产品，后于1990年代早期开始自主设计生产产品。1993年，华为推出了C&C08，这是一款数字电信交换机，不仅性能可靠，价格也远低于其他系统。

靠游击战术发家

尽管有人认为任正非的成功得益于军方背景，但据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全球战略教授彭维刚(MikeW.Peng)介绍，华为早期的合同很少来自军方。相反，华为却借助半军事化战略对抗关系网更深厚的竞争对手。这种战略后来被誉为“狼性”。任正非当时说，如果跨国公司是大象，华为就是老鼠——不仅要具备敏锐的嗅觉和强烈的竞争本能，还要与合作和牺牲精神相融合。

任正非以智取胜，把重点放在农村地区，首先在那里部署销售力量，随后再进军城镇。他将这些地区经理称作“游击队长”，给予其很大的自治权。但他后来承认，并没有充分理解该如何管理他们。不过，这种方式的确奏效了。

由于同意组建合资公司，并让当地政府通过每年的分红收回了很多投资，华为赢得了很多区域性电信合同。到1996年，华为在中国电信交换机市场的份额已经高居第二。据学者丹·布雷兹尼兹(DanBreznitz)和迈克尔·莫福利(MichaelMurphree)针对中国经济扩张发表的研究报告《红色女王的征程》(RunoftheRedQueen)介绍，任正非次年开始向海外扩张，瞄准尚未开发的非洲和俄罗斯。华为多数情况下都向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运营商提供软贷款。例如，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撰写的一篇论文，该公司2004年曾经利用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的100亿美元信贷额度发放贷款，报价比竞争对手最多低70%。。

任正非鼓励员工努力工作，尤其是研发部门。彭维刚援引西门子的数据称，欧洲研发人员每年工作约1400小时，华为中国研发人员达到这一数字的两倍，但成本却低至六分之一。由于工程师长期加班，因此干脆睡在办公室，华为也因此诞生了著名的“床垫文化”。

1995年，华为的业务还仅限于农村市场，但到2000年，其年销售额增长了10倍。然而在任正非看来，华为的未来依旧危机四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