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电信业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明确了民营资本进入电信业的8个重点领域。

该实施意见被认为是贯彻去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有关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包括电信在内的6大领域的落实性政策。

随后，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的夏季沙龙会上，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邮电大学、国家发改委研究中心以及各大行业机构的专家均表示，实施意见可谓是加入WTO12年来，通信业的又一次破冰，有着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以往的电信改革主要解决的是企业体制改革、优化国有企业竞争格局的问题，针对的是通信业内部和国企间的发展矛盾，那么现在的外部环境引发的发展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往电信改革的范畴。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2011年通信业全年主营业务收入约1万亿元，且每年收入增速不低于当年GDP。从产值而言，电信市场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市场，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三大国有电信运营商都不约而同遭遇“成长天花板”——用户增长乏力、利润增速下滑、恶性竞争迭出、转型成效甚微等等。

与高度集中的电信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民营资本占据绝大多数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领域则不断发生令人惊喜的变化，产业主导权也在悄悄易手，刚刚公布的《财富》500强排行榜位次的更迭从侧面印证了这一事实。

期待“鲇鱼效应”

某种程度上，此次改革与历次改革有某种相像，策略上都是引入外部竞争者进入电信业，希望引发内部质变。

不过相比过去，“内”与“外”的内涵已完全不同。从外部环境看，无论联通还是铁通的成立都是在行政之手强力干预之下，成立的国有控股企业，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色彩。彼时民营资本仍只能在增值电信业务领域打转。

而自2010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新36条”)之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就已经向民资敞开大门。“鼓励民间资本以参股方式进入基础电信运营市场”被正式写进国务院文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中国经济要摆脱危机，遵循“好”字当头的发展战略，最关键的就是要让民营企业自发地冲在政府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的第一线，形成能够代替“输血型刺激”、让市场焕发活力的“造血型机制”。

从产业内部环境看，运营商主导的产业链体制僵化、创新乏力，而IT与CT产业边界的消弭、移动互联网涌动的创新热情则重新塑造着新的生态链条，赢者通吃的时代一去不返。

好在以中国电信为代表的运营商已经率先“吃螃蟹”，在上海成立孵化基地和创投公司，引入民间投资者培育新的增长点，激发体制活力。

推倒基础电信业围墙

据主要负责起草实施意见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发展司人士透露，此次发文明确民营资本进入电信业的8个重点领域，主要分为资本、设施和业务三个层面。

在资本上，将逐步降低国有资本的比例，引入民营资本；在设施上，拿出较为方便容易的铁塔、线杆等配套设备，以及民营资本擅长的网络托管等服务领域，以降低进入门槛；从业务上，最为突破的是提出了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并面向未来的云计算和云服务模式，重提IDC和驻地网的开放。

该人士还透露，运行“奔腾一号”网络的中信集团旗下中信网络有限公司将有望成为首个入驻电信运营商的民营资本势力。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唐守廉认为，8项重点领域最核心的有两个：一是可以转售，二是降低国有股权比例。

专家一致认为，开放移动通信转售业务是基础电信业务一大突破，将极大激发社会力量进行创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董小英就表示，引入民间资本可能产生两种产业环境，一是规模经济，同质化竞争，第二种是范围经济，彼此间有互补性和共生性，在交互中产生新的增长空间。政策的目的应该是促进后者，推动开放和创新的环境。应该在可能产生增量的环节上鼓励民营企业创新。

263网络通信公司董事长李小龙也表示，移动转售的未来空间取决于明确的政策引导和规范、运营商开放相关网络资源和通信能力、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企业自身的业务创新能力。作为多年在通信增值业务领域拼杀的民营企业，李小龙特别强调，转售千万不能再成为另一个代理，而是应该督促运营商拿出网络资源，让转售业务商创新自己的产品，推自己的品牌，这样才能达到政策的目的。

但对监管层来说，转售业务的风险在于引入民营资本后，如何来确保消费者权益？未来经营主体的多样化，会为监管造成相当大的难度。

而如何降低国有电信运营商的国有股权，唐守廉认为有两个途径，一是民营资本参股，二是国内市场上市。但目前A股市场无法承受。

国资委研究中心资本市场部部长卢永真在接受《通信产业报》(网)采访时曾强调，目前央企股权多元化改革进展缓慢，整体成立多元化股权的还比较少，绝大多数企业今后会成为多元投资主体的企业，这个方向不可动摇。

警惕“玻璃门”与“弹簧门”

在政府投资难以保持长期高速增长，尤其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刺激效应递减后，国家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相关政策，激励民资入场接棒，从而驱动经济可持续增长。

但事实表明，民间投资进入一些领域，仍然会遇到两扇门：一扇是“玻璃门”，看着可以进去，真正想进去时还会遇阻；另一扇是“弹簧门”，刚刚把脚挤进去之后，不小心又被弹了出来。

接近政策制定层的人士坦承，实施意见下发之后的工作更加困难，包括政策如何操作、如何监管、准入门槛怎么定、普遍服务如何保障等一系列细则需要明确。

其中监管能力被看做是最大的考验。其实加入WTO后，电信业已经在多个细分市场尝试开放，其中驻地网业务开放十余年，但是受限于各种因素，并没有真正形成用户自由选择的局面。

而对目前主要的监管力量——通信管理局来说，环境变了，问题变了，但是所能依赖和掌握的资源却基本没变，包括迟迟未能出台的《电信法》。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孔泾源表示，发展民营经济要有“三个创造”：一是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发展环境；二是创造各类经济主体公平参与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要创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受到保护的法制环境。

通信发展司人士表示，虽然政策出台艰难，但主管部门从新的角度看待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决心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