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间我参加了一个美国会计师事务所举办的论坛，论坛的主旨是和与会的宾客分享目前中国概念股面对的危机，作为企业应对的策略及作为中介机构应如何提供更有效的服务

    席间的一位嘉宾谈到，最近在美国市场上市的中国股票(“即中概股”)纷纷中箭落马，“东南融通”更是压垮美国投资人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真是妙人说妙语，可以想见美国人民濒临崩溃到终于崩溃的心理变化过程。

    之所以说它是“最后一根稻草”，乃是因为此根稻草之前金光护体，光芒万丈。

    东南融通的主承销商是高盛和德意志银行，PE是大名鼎鼎的老虎基金，审计师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诸神护法，助我上青天。没料到企业本身不争气，上去的时候是大鹏展翅的姿态，结果被邻居小孩用绷弓子击落。瞬时间，神殿崩塌，法身不再。美国人一定暗想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力，在这方面完全配得上“nothing is impossible”的褒扬。如果高盛德意志老虎和德勤都不再值得信任，只怕今后只有美国政府承销，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联合签字才能把中国股票卖出去。

    我虽然认识很多投行和PE的朋友，但毕竟不是做这一行的。没有立场替他们解说。我所做的工作和审计师的接触更加密切一些，所以我愿意尝试着站在审计师的角度回答一下很多人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有些公司财务造假，甚至连年造假，审计师却没有第一时间查出?”

    审计师工作方法的核心是通过审计抽样和分析性复核，获得审计证据，支持审计意见的得出，从而“合理保证”企业的历史财务数据“免于重大的错报。”这么看来，审计抽样和分析性复核是路径，审计证据是目标和保障，审计意见是结论。

    先说审计抽样，在实际的审计过程中，审计抽样这一程序一般是由初级员工完成的(我们称之为小朋友)。原因比较好理解，通过抽凭发现财务舞弊的几率远远低于分析性复核，重要性不高。

    此外，由于审计准则，监管机构和各个事务所内部政策对最低样本量有所要求，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因此不可能由经理或者合伙人完成。当然，我个人这么看，如果合伙人有时间坐下来翻翻凭证，他能看出的东西自然远远多于小朋友。

    我曾经有个很好的朋友，绝顶聪明，本来是学电子工程的，但由于家学的影响，在工作第二年毅然改行，进了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但是干了一年后就辞职到企业去了，我当时不是太理解这样的职业转换还专门请教过他。他沉吟了片刻，回答说，主要是抽凭太痛苦，有些结论看几张凭证就可以得出了，但是还要不断的抽下去，别说抽的是凭证，就算抽的是仇家，也该疲倦了。

    审计师总说“实质重于形式”,但就抽凭而言，可以称得上“形式重于实质”。综上所述，通过抽凭发现重大舞弊不是太现实。至少按照目前的工作传统不现实。不过在实际工作中，通过抽凭发现问题其实是可行有效的，我们留在以后专文探讨。

    再说分析性复核，这一审计方法在业内很受推崇。

    很多重大的舞弊和财务造假的确是通过分析性复核发现的。但是这一方法执行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要看执行人的实务经验和技术功力。这有点像太极拳里的推手。

    如果是内功深厚的太极拳大师演示，那么外行也能看出推手其实是太极拳的精华所在，由此还能力证太极拳并非只有体操功能。如果换做你我来演示，简单粗暴的推推搡搡难看不说，就效用上而言，可能还不如第八套广播体操。

    在目前的实务中，分析性复核基本上是经理级别的员工执行的。至于合伙人能够执行多少，实在要case by case的来说了。综上，分析性复核的确不错，但是要看执行人的水平和能力，既然加了一个附加条件，执行的效果就不能一概而论了。

    最后说说本文的重点，“审计证据的获取”。就审计理论而言，审计证据有内外之分，书面口头之别。

    内外是针对企业而言的，来自于企业内部的证据是内部证据，比如企业的账簿，仓库的入库单据，销售部门的销售订单，采购部门的采购订单。外部证据是指来自于企业外部的审计证据，比如销售客户的收货确认，供应商的发货单据，银行的对账单等等。书面口头可以望文生义，指的是证据的载体。就证据的证明力而言，外部的，书面的证据证明力最强，内部的，口头的证据证明力最弱。

    此时，一个逻辑死结产生了。上述关于审计证据证明力的逻辑有个严重前提，就是企业所提供的来自外部的证据是真实的，而并非与外部客户或供应商的联合串谋。

    举个例子，如果审计师需要确定一笔销售业务是真实的。那么最完美的审计证据是，从物流上来讲，企业可以提供销售客户发来的收货确认单;从资金流上讲，企业很快收到了来自于客户的回款。(当然，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至少在目前的中国，应收账款还是一个很令人遗憾的话题。)

    好的，审计师很快获得了销售客户的收货确认单，可以与仓库的出库记录相核对。虽然暂时还无法付款，客户已经给出了一张承兑汇票。一切证据都表明，这笔销售收入是真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严重前提”被忽略了。

    但是如果企业和客户串谋了呢?如果审计师获得的这一切的外部书面证据都是做出来的呢?在这么纠结的时刻，只有依靠传说中的“职业判断”了。

    如果分析性复核还可以比拟推手中的内劲，那么高明的职业判断在难度系数上大概可以比的上”降龙十八掌”，一来会的人少，二来，会的人可能也没学全，使将出来的只有十五掌或者十六掌。威力上自然大打折扣。

    如果职业判断失败，审计师根据获得的虚假审计证据出具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这就形成了开篇问题的答案。审计师在蓄意的财务舞弊，欺诈，双方或者多方的串谋游戏中，无法解开审计证据真实性这个逻辑上的死结。

    前不久还有一个绝妙的例子作为佐料，请参见博士蛙涉嫌财务造假的相关报道，博士蛙的审计师德勤最后请辞审计师，原因是无法对高达3.92亿元的预付账款的存在性和商业实质性做出判断。

    3.92亿是个关键的数字，可以想见的是，这个数字已经大到了，即使审计师获得了充分的审计证据，但是出于职业判断也无法说服自己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地步。那么如果这个金额是3.92万呢?39.2万呢?或者392万呢?审计师该做怎样的选择呢?

    再问一个问题，我们谈了半天的，是审计师的死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