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导航社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已成为中国经济“拦路虎”。2015年该问题依然是金融改革的重点。
2014年以来，政府对社会融资成本高度关注，但实际上，成效似乎甚微。截至2014年三季
当下金融生态中，提到社会融资成本，最遭人诟病的无疑是资金中间环节过多，即高“物流成本”。其实，这凸显了中国金融改革的不彻底。中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利率等管制尚未放开，传统的金融机构和产品无法满足实体经济发展以及投资者的需求。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不断完善，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资金通过非传统银行贷款渠道流向实体经济。为了适应直接融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的业务拓展空间日益从表内转向表外，影子银行兴起，最直接的影响表现为贷款替代性金融产品壮大和丰富。然而，此直接融资，非彼直接融资，却成为所谓“通道业务”。信贷资金从储户到资金的需求方企业，中间要经过信托、券商、基金子公司等一系列中介服务结构的配合，导致大量通道业务滋生，资金传导到实体经济的链条环节过长，且层层加码。
这类业务，市场化程度高，灵活性强，竞争更加充分。笔者认为，解决之道，不是一味强化表外风险，夸大影子银行扩张的后果，倒逼金融机构的经营重新倒退回过去的方式，而是应以更市场化政策方向应对。加快混业经营步伐无疑是有效途径之一。如2013年证监会批准基金公司设立专户子公司开展实业投资，导致“类信贷”业务“通道费”大幅下降。此前，同样一笔通道业务，信托手续费在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目前基金子公司通道费已降到万分之五左右，而最低的则达到了万分之三。
中国金融业在经营体制上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到1993年以前的混业经营阶段。当时的大型商业银行都组建了一大批信托投资公司，大量向证券、保险、房地产甚至其他行业进行投资。但由于当时缺乏战略规划和相应的风控手段，混业经营事实上严重干扰了经济秩序，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最终也形成了巨大的损失。二是1993-2005年的分业经营阶段，对于规范金融市场秩序、抑制通胀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三是2006年以后的混业试点阶段，国家逐步实施了一系列适应混业经营新形势的重大举措。如银行设立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但不可否认，除了中信、平安这类特殊金融控股集团，基本搭建好混业框架，大型商业银行等综合实力强的金融机构，混业经营仍处于探索阶段，特别是资本市场步履蹒跚。
与国外大银行40%-50%的非利息收入比例相比较，我国商业银行15%左右的非利差收入占比仍然过少。分析国外银行收益结构可以发现，投资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占了国外大银行非利息收入近30%的比例。要想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使得商业银行摆脱利息收入的依赖性，就要实现非利息收入的更大增长，实现非利息收入和利息收入的协调发展，必须拓展业务范围，实施混业经营。混业经营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在客户为中心的目标指引下，打破了原来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传统界限和准入条件，从而使得所有金融要素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更直接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其生生不息的活力所在。
从理论到实践，混业经营大势所趋，不可逆转。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包括内部业务与外部机构两个层面。从业务层面而言，资产管理行业已经成为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重要一极。以牌照放开、渠道扩充、投资拓宽为抓手的监管新政打破了资产管理业务分业割据的局面，业务之间的壁垒逐步被淡化。“大资管”行业跨界竞合与综合经营紧密契合的态势基本形成。从外部机构层面而言，蚂蚁金服、腾讯等互联网资本集团，加快产融结合，成为混业经营的新兴势力。
国内居民各类金融资产不断增加，大企业市场融资比例不断增加，“脱媒”效应日益显著。在这种潮流下，按照中国金融改革的既有逻辑大步探索混业经营的路径，是提高金融竞争力和为实体经济降负的积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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