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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改革定能走出自己的路

2012-6-8 5:50:29东方财富 【字体:

  独家专访IMF副总裁朱民:

  [ 传统理论也不见得完全是对的。世界变化太大,而且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中国这样经济规模巨大但人均GDP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在金融系统不完整的情况下融入全球化。所以我相信中国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新的模式和新的路径 ]

  围绕世界与中国经济前景以及人民币汇率改革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不久前在上海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独家采访。

  自4月以来,欧债危机不断加剧,美国经济增速慢于预期,新兴市场经济也开始放缓。朱民坦言,目前全球经济的下行风险确有增加。但这并不会改变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大趋势。尽管中国经济今年以来显著放缓,但朱民认为中国经济还是在走向“软着陆”,“硬着陆”的风险并不大。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努力让经济“再平衡”:中国2011年的经常账户盈余仅占GDP的2.8%,比2007年时足足下降了7.3个百分点。今年4月,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大幅下调了对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的预期,这意味着IMF也将相应调整对人民币汇率的评估。但朱民强调,人民币汇率的关键点不在于水平而在于机制,中国应该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机制。

  与此同时,对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兑换等金融改革该谁先谁后,朱民认为这并不一定要遵循传统理论的次序,他相信中国一定能从自己的模式和国情出发,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全球经济重心变移不会逆转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来看一下全球经济,IMF在4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速略微上调至3.5%,2013年将增长4.1%。你们认为现在的下行风险是不是与4月份相比有了显著的增加?

  朱民:全球经济今年整体放缓,我们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为3.5%,相比去年的4%放慢了不少。从今年一季度开始经济增速有所缓和,欧洲经济略有反弹,但最近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波动进一步加大,欧洲经济也在放缓。新兴市场也是,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也在放缓。因此从今年来看,全球经济整体速度在放缓,下行风险目前看来是有所增加。

  日报:前一段时间你曾指出,新兴市场加上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超过发达国家,从而改变全球经济、金融、贸易版图。但目前看来,新兴市场也在减速,低收入国家也面临很多挑战,这是否会影响你前段时间作出的全球经济结构变迁的重大论断?

  朱民: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5%,发达国家增速为1.4%,新兴市场国家增速是5.7%,所以存在4.3个百分点的差距。去年全球经济增速是4%,发达国家增速是2.2%,而新兴市场国家增速是6.2%,也是4个百分点左右。所以从过去的几年来看,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差距是一直存在的,有时扩大有时缩小,但差距总体还是很大,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一般可以达到发达国家增速的2倍甚至3倍。所以我们预测今年可能是新兴经济体很关键的一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可能占到全球GDP(用可比价格衡量)的50%,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虽然全球经济总体速度放慢,但这个趋势和格局不会改变。

  日报:我们看到了在这样的全球格局背景下,全球资本流动也在发生相应变化,尤其是资本正反复进出新兴市场。最近我们看到资本开始撤出新兴市场,流入日本、德国和美国。资本波动对新兴市场构成了巨大挑战,你对新兴市场有怎样的建议?

  朱民:我觉得波动是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未来面临的最主要挑战之一。很多经济体是开放的,对外来资本的需求量也很大,因此如何管理资本流动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和挑战。

  正如我此前提到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50%,但其金融资产仅占19%,那么资金流入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就会很大,因为5%的发达国家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就会占据后者20%的资产。资金流入新兴经济体当然是好事,因为这有助于基础设施投资,帮助产业发展和金融市场改革,但如果反复波动就会造成很大冲击。我们对此做了很多研究后发现,抵御波动最主要还是依靠新兴经济体自身的金融改革,加强监管和加大市场深度和广度,加强制度建设。只有一个好的金融市场才能吸收和消化更多资金,这是第一个最主要的建议。

  第二,我们也关心资本管理的问题。如果资本波动太大,影响到一国的金融稳定和宏观稳定,我们也赞同一些国家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宏观审慎措施、用贷款引导资金、对资金流动收税、不允许资金流入某些部门等,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案和管理方式,使资金流向更合理。在资金流动影响宏观风险的情况下,我们觉得还可以让新兴经济体采取一些新的措施。这是前所未有的,是我们新的思路和政策框架,也得到了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和赞赏。但我们也强调,它的前提不是干预市场,而是如果资本流动影响到宏观经济和宏观金融,才可以采取这些措施。

  日报:那汇率呢?是不是应该首先让汇率发挥作用?

  朱民:对,我们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汇率还是要首先发挥作用。先让汇率自由波动,吸收资金波动带来的冲击,然后在汇率不能吸收的情况下再采用其他政策措施。

  人民币汇率重在机制

  日报: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我们看到IMF最近下调了中国经常账户占GDP的比重,这意味着IMF认为人民币已不像过去那样被“显著低估”,未来对人民币的定性会有怎样的变化?

  朱民: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在过去几年内迅速下降,2007年时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10.1%,到去年下降至2.8%,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说明国家采取了很多政策进行调整。从广义上看,造成这个现象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当然贸易需求减少是原因之一,进口原材料价格升高,改变了贸易条件,也会导致这个情况。另一方面,国内采取了很好的政策,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特别是有效汇率升值,能够平衡进口和出口。所以综合来看,中国的进出口账户盈余大幅下降传递出了一个很好的信号。也正基于此,IMF正在进行全面评估,分析经常账户变化隐含的汇率均衡水平。我们不久会公布评估的结果。

  日报:关于经常账户水平的另一个问题是,目前2.8%的水平是否可持续?这就取决于你刚才提到的原因。

  朱民:当然我们希望中国的盈余水平可以维持,现在这点已经基本获得共识。

  日报:回到汇率问题,你个人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是不是应该加快改革?

  朱民:我想对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但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包括IMF一致的看法是,我们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关键点不在于水平而在于机制,汇率要更多地基于市场条件,人民币汇率机制有一个改革和不断发展的过程,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由市场调节,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以后还会朝着这个方向走。扩大人民币波动范围,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例如过去德国马克的汇率波动也有上下区间,这个区间也不断调整,有管理地浮动,这是德国马克的国际化过程,也是一个逐渐市场化的过程。

  日报:汇率改革也会涉及到其他改革。今年是小平“南方讲话”20周年,大事也非常多,对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的整体呼声也非常高。金融改革牵涉到方方面面,在你看来,中国下一步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是什么?

  朱民:这团“乱麻”也没那么复杂。自2000年以来中国金融进行了很成功的改革,银行业改革、股票市场改革、保险业改革等,加强了监管,因此整个银行业资本金充实,中国银行业地位已大大提高。目前全世界前十大银行中,约有四五家是中国的,全世界最大的银行是我们的工商银行,资本市场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果。下一步要通过WTO让我们的金融业也部分开放,比如说外资可以入股一些证券公司或银行等。在全球更紧密联系的情况下,下一步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是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都是方向,更多的开放和国际化,才有利于推进国内资源配置和提高效率,我认为这是根本。因为金融归根结底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不是为自己服务,它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最主要手段是帮助实体经济有效配置资源。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就是要达到全球有效配置资源,这是进一步改革开放以及与世界接轨的过程。在这个前提下,各方面都要沿着这个方向合作。

  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日报:大框架很清晰,大方向也很清晰,但中国还面临很多挑战,例如利率还未市场化、还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汇率改革还要推进,资本项目也还未开放。对于改革的次序,国内学界存在争论,认为在国内市场改革尤其是利率市场化还没有完成之前,不宜于很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包括资本项目可兑换。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朱民:传统理论认为,必须先开放资本账户,让货币可兑换,然后才开始货币国际化。但现在看来,传统理论也不见得完全是对的。世界变化太大,而且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中国这样经济规模巨大但人均GDP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在金融系统不完整的情况下融入全球化。所以我相信中国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新的模式和新的路径,不一定与以往的传统理论模式相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方面是并行的。

  人民币不断市场化,例如现在有上海的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其实只有存款和贷款利率还有一些调控,现在整个市场资金拆借成本的利率基本都放开了。从历史上看,包括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存款利率也在上世纪80年代才刚刚放开,这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走了一条很聪明的路,即贸易结算人民币化,现在已经达到了15%左右,这是很大的进展。日本当年推行日元国际化的时候,最高时候日元占整个贸易的比例也仅到20%多,一直活跃在15%左右,所以中国已经走得很快了。从自己的模式和国情出发,中国一定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日报:你认为贷款利率市场化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朱民:利率市场化不但是一个利率的放开过程,也是一个市场竞争的问题,一个市场透明度、监管和治理机制的问题。所以利率放开只有在金融机构本身已经独立自主经营的市场环境下才可以。我们经常出现高息揽储的问题,为什么那么久还禁止不了?是因为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行为还不对。所以在考虑利率市场化时,必须非常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企业的行为不规范,把利率放开就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日报:你认为下一步我们应该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银行领域,同时大型国有银行的行长、董事长们不再是部长、领导?

  朱民:银行业改革已经取得很大成果,当然还要积极推进,加强治理机制,加强商业化运作,也包括改变股权、国际资本介入,都很重要。逐渐使银行行为市场化、企业行为市场化,这样放开利率才能起作用。

  日报:最近中国领导层决定,把“稳增长”放到重要位置,这种提法得到大家的普遍欢迎,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正在加大?你的解读是怎样的?

  朱民: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还是在走向“软着陆”,“硬着陆”的风险并不大。今年以来,整体经济增速在下降,但这种下降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危机以来,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刺激政策使得经济强劲反弹,主要由投资拉动,由贷款支持。整个投资比重在2010年占到48.7%,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必须把投资比重和贷款比重都降下来,增速逐渐放缓,这是对的。但关键是,在降速度的时候要调结构,例如加大服务业比重,增加服务业就业,增加老百姓的赚钱机会,缩小收入差距,拉动内需等,有很多结构性改革措施。另一方面,尽管总体来说增速在下降,但今年中国经济增速还是会高达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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