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星期二。

　　“广州小额贷款市场10天、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及1年以上期限的平均利率分别为21.73%、17.07%、19.08%、16.45%、16.81、24.36%。融资担保市场1年、1年半、2年、3年期的平均费率分别为3.14%、3.20%、5.41%、6.99%。”

　　在广州长堤大马路一端的入口处悬挂着一块特殊的LED显示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前一天小额贷款市场的平均利率和融资担保市场的平均费率。

　　这条曾经以爱群大厦、永安堂、海珠大戏院等历史建筑而闻名的街道，如今有了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称——“广州民间金融街”。

　　距离民间金融街开业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除了首批进驻的32家机构外，近来陆陆续续又有不少新的机构在这里开业。

　　作为广东最大的民营担保公司，广州银达担保及其旗下的银达典当都是首批进入民间金融街的机构。

　　在其董事长李思聪看来，民间金融街成立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政府部门对于民间金融行业的认可与支持，以及这个行业自身为“阳光化”和规范化所作出的努力。

　　事实上，不只是广州和温州，今年以来，这轮民间金融“阳光化”的改革就已陆续在全国各地悄然上演。

　　利率公开

　　无论是广州民间金融街打造的“广州价格”，还是温州信贷登记中心推出的“温州指数”，其改革的核心都是民间利率的公开与透明。

　　自今年5月开始，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定期向社会公布温州民间借贷监测利率，同时公布温州利率月度指数和温州民间金融资金交易季度指数。而这份“温州指数”将及时反映民间金融交易活跃度和交易价格。

　　以最近一周(8月6日~10日)为例，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民间借贷利率指数显示，温州平均月利率1.27%，比上一周(7月30日~8月3日)的平均利率1.35%下滑0.08个百分点。

　　广州方面则是参照伦敦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办法，加以改造后形成了自己的民间拆借利率的发布与管理。金融街内的担保公司和小贷公司，要在每个工作日下午六点前，分别将当天每笔新增担保业务和贷款的金额、期限、利率、费率等信息输入越秀区金融办指定系统，然后，由广州金融办与广州越秀区金融办共同成立的金融街管理公司在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发布。

　　由于“广州价格”和“温州指数”只是一个参考指标，在实际的业务操作中并没有约束力，所以，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数据只是一个“花瓶”，而在实际业务操作中并没有意义。

　　李思聪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利率的公开是民间金融“阳光化”极其重要的一步，只是无论是机构还是市场都需要一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但这个“姿态”意义深远。

　　近段时间，不少关于温州信贷登记服务中心、广州民间金融街业务低迷的新闻见诸报端。对此，广东省金融办主任周高雄却并不担心。他认为，这些改革措施才刚刚开始，大家对它都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以广州民间金融街为例，现在刚开业不久，与县级平台、金融机构的对接，以及奖惩机制等都还需要一段磨合期。”他指出。

　　放宽准入

　　“解决民间融资乱象的根本途径，应该是放宽准入，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让行业内部自行淘汰和整顿。”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王曙光如是指出。

　　而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也表示，民间金融“是时候开闸了”。

　　他认为，一方面需要进一步降低民间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而另一方面则要加强权与责的对称，高风险与高收益的对称。

　　事实上，从各地陆续推出的创新政策来看，以小贷公司为代表的一批非银类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已经在逐步降低。

　　以今年3月出台的《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为例，其中的第二条就是“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

　　此外，据本报记者统计，自去年开始，江苏、四川、辽宁、黑龙江、浙江、广东、重庆、海南等各省市便陆续出台了推动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新规定。

　　其中，在融资杠杆比率方面，重庆和海南放开的幅度最大，分别将小贷公司的最高融资比例升至230%和200%。江苏、四川、浙江、广东四省则提高到100%。

　　而在最大股东或主要发起人持股比例方面，这些年已经有不少省市突破了最早《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10%的上限，如四川、辽宁、浙江、广东、重庆、海南等地都已经将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提高到了20%以上。

　　目前，从各省市调整的情况来看，重庆在提高最大股东或主要发起人持股比例方面幅度最大。允许小额贷款公司决策权进一步集中，最大股东或主要发起人持股比例可放宽到50%。

　　黑龙江则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股本总额的40%，而港、澳、台资小额贷款公司，最大股东持股比例最高可为60%。

　　周高雄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放宽准入”对于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机构是不同的，并不能一概而论。

　　“就广东地区来看，小贷公司的数量还有一些增长的空间。因为要保证每个县区、每个产业聚集区都至少有一家小贷公司为其提供服务。而担保行业则要‘做减法’。”他表示。

　　经过2010年前后的一次大整顿，广东的担保公司从3000多家锐减至300多家，但在周高雄看来，这些数量还是太多。“担保机构的数量并不在多，而是要做大做好，努力提高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