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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料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方案有望出台 跳出怪圈

2013-1-3 8:55:16东方财富 【字体:

  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专家预测,新一轮的大部制改革方案有望于今年全国两会后出台,而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

  大部制改革仅仅是开始,“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说。

  策划语

  2013年,注定将是改革重新起航的一年,甚至可以记录为又一个“改革元年”。

  在经历了1978年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这20年,改革进程虽然依旧在按照它原有的轨道和惯性向前推进,但已经没有了20年或者说30年前那种冲破一切樊笼和阻力,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勇气、坚持和魄力。

  民心思改革,全社会呼唤改革,我们期待着,让新一轮的改革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无惧风雨,向前向前!

  上一轮大部制改革只是“小打小闹”

  实际上,自从2008年3月11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以来,大部制改革一直广受舆论关注。

  对第一轮大部制改革,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光斌评价不高。在他看来,始于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只是“小打小闹”。

  “第一轮大部制改革换汤不换药,大部门制后,部长尤其是副部长一个都不少。”杨光斌说,改革后,政府部门依然“按照行业和产品设置政府主管部门”。

  杨光斌直言,比起目前广东顺德等地推行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中央的改革动作显得太小。

  顺德在大部制改革中,试水党政合署办公,41个党政机构减为16个“大部门”,比改革前压缩了2/3。因其大刀阔斧,顺德的试点被媒体评价为“最大胆”的大部制改革。

  杨光斌认为,国家大部制改革正面临“下搞上不搞”的困局。地方在大力探索大部制改革,中央反而力度不大,“下搞上不搞”导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比如,地方改革后组建了文广新局,但对应到中央却有广电总局、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

  杨光斌认为,现有政府部门设置的计划经济后遗症,不仅导致执法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还更多表现为与民争利,“比如利用公权力而设置进入市场的门槛并寻租,大大增加市场的交易费用;在财政预算中分得一大块蛋糕。”

  改革意味着对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长期进行公共政策领域研究,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到,推行大部制改革涉及权力的重新分配,肯定会在推行过程中遇到困难和阻力,“最根本的还是利益问题。”

  杨光斌说,实行大部制改革,“无论撤掉谁,都会有意见,改革需要勇气和魄力。”

  改革思路:大文化、大交通、大市场

  此次十八大报告再提大部制改革,杨光斌判断,2013年3月份全国两会组建完新一届政府后,大部制改革会随之展开。

  他对本报记者讲,新一轮大部制改革顺利进行,首先需要“上面率先贯彻十八大精神”。

  杨光斌解释,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应该是在政府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机构相对集中起来,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重点解决“政出多门”的难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说,大部制改革很难一步到位,而应该循序渐进。在他看来,大部制改革首先应该选择从那些职能交叉突出、涉及公众、服务对象广泛、外部呼声比较大的部门开始,然后逐步扩大,而且一定要把结构调整和功能定位进行有机结合。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时红秀认为,十八大报告中的一些内容,已经隐约透露未来大部制改革的动向。比如,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这在时红秀看来,或许意味着将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这可能成为今后大部制改革破解行政体制障碍的一项重要措施。

  时红秀的大部制改革设想,与多位学者的“大交通”、“大文化”、“大市场”整合思路基本一致。按照时红秀的设想,“大交通”是在巩固已经推进的机构和职能整合基础上,加快铁路行业改革,并将其纳入“大交通”的方案。在实现管办分离、市场准入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交通行业监管。

  在市场监管领域,时红秀主张将分属于工商行政管理、商务、发改委等部门以及其他涉及市场监管的各部门职能机构合并。在监管方式上进一步减少准入审批,将重点放在规则制定和行业监测上,并强化对监管者的问责制度。

  时红秀说,文化大部制改革在一些地方已经做了有益尝试,许多市县一级政府成立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把传统上分设的有关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以及体育等方面的管理职能,综合为一个政府部门行使。未来,省和中央层面的改革完全可以参照进行。

  邓聿文认为,大部制改革不是简单的部门、权力整合。在他看来,大部制改革在实行过程中,应该伴随着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和分权,“厘清政府权力的边界,防止权力集中带来腐败。”

  时红秀也认为,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应该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

  “政府应由生产者变为管理者,由直接提供服务转而专事标准制定和行为监测。”时红秀说,那些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能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绝不能再赋予一些部门审批、特许权来干预。

  时红秀分析,实行大部制改革应与政府转变职能相结合,“如果没有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为基础,大部制改革恐怕不过是又一次折腾。”

  这在邓聿文看来,也是回归大部制的初衷。“大部制是指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将职能相对接近的政府部门进行横向合并,拓宽管理幅度,从而使行政管理体制更好地适应新时期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邓聿文说,大部制改革要实现这一目的,关键是应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其核心任务。

  如果大部制改革达不到转变政府职能的效果,那么,它就会像之前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一样,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邓聿文说,大部制改革仅仅是开始,“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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