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带国际法的大律师来，但是我们有学法律的人。”作为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顾问之一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李俊峰信心十足地向本报记者表示。

　　而谈判另一方，欧盟委员会气候委员康妮·赫泽高(Connie Hedegaard)正在过往匆匆的过道里与包括国际环境法的大律师雅各布·沃尔克斯曼(Jacob Werksman)在内的智囊团一起小声低头进行着讨论。

　　这是2012年12月在多哈气候谈判桌下的一幕。

　　每一次气候谈判之时，各国都会率领一批智囊们前往“战场”，作为背后军师出谋划策。

　　近年来，中国逐渐在气候谈判的舞台上崭露头角，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谈判实力差距正在缩小。2006年气候谈判时，中国气候谈判团仅有20-30人，而现在已经增加至70-80人，并且也会带领一些顾问作为智囊团。

　　“我们的智囊团里面主要是学能源和环境出身，以理工科背景的专家为主；而欧盟的智囊团里除了能源、环境以外，还有大量文科背景的专家如律师等，人员配置显得更加的全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谈判代表对本报记者表示。

　　对于这一切，中国气候谈判者之一的高海然评价为，“中国现在气候谈判的现状是已经拥有了跟跑的速度，而没有领跑的实力。”

　　事实上，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整个谈判体系都是由西方所建立，一切游戏规则一开始就已经制定好了。而这些西方操作规范主要包括了有形与无形的机制，最早的想法都是契约精神。

　　因此，根据路径和文化经验，欧盟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气候谈判之时往往会带领一些拥有国际环境法经验的大律师前往，作为背后军师把关气候谈判。

　　与之相对，正如李俊峰而言，中国代表团并没有国际法或是国际环境法的大律师，但是遇到涉及法律问题时都会抛给中国外交部条法司进行剖析与解答，或依靠来自南方中心(South Center)和第三世界网络(TWN)的律师顾问支持。

　　中国谈判者之一、外交部条法司气候办主任的齐大海对本报记者表示，“我们没有国际法的律师。气候谈判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上升不到国际环境法的谈判。一般的技术性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解决。”

　　不过，他也坦言，“从实务的角度来讲，律师是肯定需要的。并且我国该方面的人才非常稀缺。”

　　智囊实力仍有差距

　　目前我国气候智囊仍以环境和能源背景出身居多。

　　“不得不说，包括UNFCCC在内的里约三公约是国际环境法的大飞跃。”2004年开始跟踪气候谈判、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对外事务和政策总监喻捷对本报记者表示，但关于气候谈判的期望值在不断起起落落，人们一直也在思考它究竟能够扮演怎样的价值。

　　尽管气候谈判的火爆程度在起起落落中又回到了此前的平静，但是对中国而言却一直在“起”。

　　“作为外围人，我认为中国近年来的谈判实力和智库队伍不断上升，智囊也逐渐发挥着作用。”喻捷表示。

　　高海然印证了此说法，“最近几年，中国谈判代表团越来越有整体性，更加主动。”以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南非)为依托，以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出发，拥有了较为完善的智囊。

　　在整个发展中国家阵营中，中国为首的基础四国智囊实力自然突出。但在中国谈判代表们心里有一个非官方的基础四国谈判实力排名，巴西第一，中国第二，印度和南非靠后。仅巴西拥有律师团队。

　　毫无疑问，与欧盟和美国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与其依然存在着差距，比如研究问题的前瞻性等。

　　“科学研究的力量高于我国，与政府合作的程度也高于我国。”高海然表示，为了未来发展，目前已经开展了国际合作交流，合作方向以着眼气候体制、国情比较分析研究以及排放模型预测等为主。

　　另外，中国气候谈判智囊实力还略显单一，并未呈现多元化的力量。

　　据了解，目前我国气候智囊仍然以环境和能源背景出身居多。与欧美国家相比，少了很多人文学科方面比如法律专项研究与实战经验。

　　“美国在2009年谈判时，曾有300多个智囊专家直接住在酒店，‘足不出户’。谈判前方一个电话，后方便开始出谋划策。”高海然表示。

　　国际环境法智囊匮乏？

　　“我国并没有相关方面的大律师。”

　　在最近的多哈气候谈判中，欧盟和美国都搬出国际法的大律师应战气候谈判大会。

　　高海然表示，“我们并没有专业的律师，在法律问题上主要是靠外交部条法司。”

　　本报记者了解到，早在2007年，中国气候代表团就有团员提出来需要律师加入谈判智囊队伍。

　　“提出好几次，但团里面都觉得这样不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谈判代表对本报记者表示。

　　前述人士进一步解释，“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这与国内的体制有关。”我们体制绝不可能允许像欧盟一样等到谈判时政府从各大律师事务所招聘专业大律师进入谈判队伍。而谈判完后，这些律师又回到原来的岗位。

　　“中国政府也担心这样会泄密。”前述人士进一步表示，此项聘请计划就此搁置。

　　“我国并没有相关方面的大律师，国内没有这一批人才。”齐大海表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喻洪源也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人研究国际法的人比较多，但是真正熟悉西方操作规范的非常少，因为缺乏实际经验。

　　“谈判中形成的有形的机制和无形的机制，包括西方文化、语境以及文本不是说懂就能懂得，这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喻洪源表示。

　　值得强调的是，由于前20年的气候谈判都是以发达国家的谈判为主，并非发展中国家。但从2013年起，将正式开启涉及2020年之后减排的谈判，此时的减排将直接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