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必须面向实体经济。这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普遍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在1月15日亚洲金融论坛“第一财经(香港)金融峰会”上表示，所有的金融改革一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在中国经济背景下，金融业要服务于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城市化与老龄化，并帮助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

　　回顾中国的金融改革，过去30多年来特别是15年来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朱民也提醒道，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仍然在积累。他强调，推进金融改革是必然的，但推进改革的一个标准是金融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朱民指出，第一，全球金融体系太大，去年全球金融体系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50%~460%左右，如今已下降到366%左右，金融业虚拟经济相对实体经济仍然达3.6倍，规模大且杠杆率很高。第二，金融业的中介活动越来越从传统银行转换到市场为主的活动。传统银行业走过了一个资本市场化的过程，而资本市场具有强烈的顺周期性。第三，金融业产品创新太快，透明度不够，人们对产品了解度不够，例如信用违约掉期(CDS)等。

　　在朱民看来，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金融业背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初衷，变成了为自身服务。

　　在中国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金融业应该为哪些实体经济行业服务？

　　朱民认为，第一是制造业。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这一格局在未来不会改变。而中国的制造业上游没有资源，下游没有品牌，这些都需要金融。整个亚洲正在形成一个垂直的产业供应链，但还没有一个垂直的金融供应链。金融业必须支持制造业，不仅包括国有企业，还有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

　　第二是农业和农村。朱民称，中国是农业大国的地位不可能改变。尽管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只有5000多美元。金融业不服务于农业，不把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提上去，中国不可能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农业金融服务要让农民和农户享受金融便利，更有效地生产和抗农业周期。

　　第三是服务业。中国要改变增长模式，从出口投资转向内需。这不能靠借债也不能靠政府刺激，只有向服务业转变才能转向以内需为主、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而服务业需要金融服务的支持，没有金融的发展，中国的服务业不会发展，服务业不发展，中国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也不会发展。

　　第四是城市化。“城市化不等于楼市化，城市要为居民提供水电、交通、教育、医疗、文化等一系列公共服务。”朱民说，“这是城市之所以称为城市的最根本原因，而不是因为城市有大楼。”没有对公共事业的金融服务，公共事业就不能发展。

　　第五，金融业要为老龄化服务。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迅速老龄化，未富先老。但中国有很大的储蓄，如何把居民储蓄变成有效的理财产品，增加这些产品的价值，使居民有更大的抗风险能力，用这些资产为未来老龄化做准备。

　　此外，金融业要建起金融防火墙，维护中国的经济安全，抵御外部冲击。在危机以前，外部影响对中国GDP变动的影响约占30%，危机后外部冲击对中国GDP产出波动的影响高达65%。中国是个完全国际化的经济体，在这一情况下，如何有效地防止外部经济冲击，维护实体经济发展，需要金融业。

　　朱民表示，中国的金融改革任重而道远。IMF去年第一次对中国金融体系做了全面的检测，通过压力测试对中国17家银行进行单独测试。经过一系列压力测试，IMF认为中国金融体系总体还是健康的。

　　但他警示称，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正在积累，金融业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外部冲击。金融业正在走向脱媒化。例如，中国去年整体社会融资规模中，传统银行业务只占60%，40%已经移到了非银行体系的资本市场。这一水平已经接近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

　　有人说影子银行泡沫即将爆破，有人说影子银行没有问题。问题是，“这40%的融资去了哪里？去了制造业吗？服务业吗？中小企业吗？农村农民吗？还是去了房地产或是其他领域？”朱民说，要用这个尺度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