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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今年财政预算4亿补贴出租车司机不合理

2013-1-30 17:35:47东方财富 【字体:

  近日,北京市两会落下帷幕。会议通过了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和2013年预算案,确定北京市2013年经济增长目标为8%,公共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为9%。GDP增长目标与去年维持一致,公共财政收入目标下调一个百分点。

  其中,北京市2013年土地出让金收入预计为248亿元,在2012年实现的401亿元基础上调低了38%,更远低于2011年的741亿元。

  7天时间里,北京市两会代表们完成了多项工作。对于预算草案,代表们表示,呈现的都是大数字,难以细化。

  针对北京市预算草案,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人大代表,同时也为本次人代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财经预算审查委员会委员文宗瑜。他现在职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

  非税收入成为财政资金蓄水池

  《21世纪》:对于北京市2012年预算执行情况,你怎么看?主要呈现出什么特点?

  文宗瑜:2012年北京市财政收入,完成了预算目标。但有些问题,值得关注。

  如,非税收入增长比较快,增速在20%以上,远高于税收增速。由于税收收入,如增值税、营业税等,都有专门的法律,全国实行统一的征收标准,征收税率不能随意上调下浮,征收管理比较规范。

  但非税收入,无外乎收费、罚没收入等,征收的弹性空间比较大。如罚没收入包括交通罚款和工厂罚款等。对这些罚没收入,基本都设有一个比例,比例内的收入归罚款主管部门;其他则统一纳入公共财政收入,类似税收一样,进行统筹安排。只要政府加强征管,非税收入的数额便会应声上扬。

  非税收入,现在俨然成了公共财政收入的蓄水池。当经济形势较好,税收收入很有保障的时候,非税收入就少收一点,征管得松一些;如果经济形势不好,则通过加强征管,用非税收入来补充税收收入的不足。2012年全国很多省份,都是靠非税收入来弥补税收增速的乏力。

  2013年的预算,北京确定公共财政收入增速为9%。相比较2012年10%的目标,往下调了一个百分点,这主要是与GDP的预期增长8%的目标相适应。财政收入与GDP的增速相符,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增长相符,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此处的公共财政收入,就包含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因此,单从9%的公共财政收入增速来看,并不能确定2013年非税收入的增速是放慢了,还是加快了。各地政府很可能会继续视经济状况,来确定是否启用非税收入这个“蓄水池”。

  4亿补贴出租车司机不合理

  《21世纪》:2013年预算安排,呈现出一些什么特点?

  文宗瑜:从支出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的特点。

  一是,加大了民生方面的投入,如教育、医疗、公交等。北京尤其加大了环境治理的费用。总的来看,是在不断向民生方面倾斜,加大了民生投入的财政资金规模,也提高了民生支出在财政资金中的占比。

  二是,有一些改革进展缓慢,政府选择用财政资金,去解决一些应该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比如,为解决北京打车难的问题,北京决定今年拿出4个亿,用于补贴出租车司机。类似这样改革不到位,用公共财政的钱来补贴,也挤占了民生支出。

  《21世纪》:4个亿的财政资金,在北京财政支出的总盘子中占比不大。出租车司机经常反映收入不高,这4个亿的补贴,是否应当?

  文宗瑜:直接补贴出租车司机,是为了调动出租车的积极性,让司机们多跑活。但我认为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去触碰既得利益阶层,不去真正改革,而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解决因垄断造成利益分配不公带来的问题,这不合理。

  4个亿,在北京市本级1700多亿的财政支出总盘子中,数额不大。但现在不是投入多少钱的问题,而是该不该花的问题。北京市2012年对地面公交和轨道交通补贴将近170个亿,对此我没有任何意见。但补贴出租车,这讲不通。

  北京出租车运营的问题,已经诟病多年,打车难的问题也迟迟得不到解决。这需要对北京出租车的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关键在于出租车管理公司。从全世界来看,出租车都是市场化运营。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来解决本应该完全市场化领域所遇到的问题。

  出租车管理公司,对出租车进行管理的费用从未公开,大家不了解其公司的成本构成是什么样的,交税多少,交费多少,分红多少,却坐收那么多“份子钱”。出租车管理公司就是一个既得利益层,通过垄断经营,通过收取的“份子钱”,降低了出租车司机跑车的积极性,也加重了司机们的负担。

  这次两会期间,有出租车司机委员提出,为解决北京打车难的问题,建议提高打车价钱。但这一提议,大家都不同意。为了解决打车难的问题,目前只选择两种办法:一个是加重财政负担,进行财政补贴;一个是提价,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为何不去动既得利益阶层呢?触碰他们的利益,才是改革。但两会期间,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这方面改革的声音,可见动既得利益层,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这不单单是北京遇到的问题,全国应该都是这样。改革已经走到一个停滞的阶段,变得异常困难。特殊利益阶层,通过他们的关系网、人脉资源网,对他们享受的特权加以保护,这样一种局面很难打破。

  这也带来目前财政支出的一大问题,因为改革的滞后,使得公共财政为此支付很多成本;而这些支出,挤占了民生支出。

  改革维艰

  《21世纪》:财政资金对民生领域的投入,每年都在增长,但好像跟民众的感觉还是有差距,因为像医疗教育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为什么呢?对此,有什么建议?

  文宗瑜:北京对于民生方面的投入,在全国而言,应该是走在前头,如生育险已经覆盖到非京籍人口,这些都有赖于财政支出的投入。

  之所以跟大家的感觉有差距,很多民生领域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财政资金投入多少的问题,不再是钱的问题,而是要进行机制调整。

  像入园难、上学难等问题,应当加大改革力度,教育应当放权,应将办学指挥权放在学校。放在学校,并不意味着全权交给校长,可以放给校董委员会,或者让老师们充分参与,甚至让家长充分参与。比如,某个社区学校,由社区纳税人供养,老百姓就教育改革的问题,自然应当要有发言权。现在教育领域,政府介入权力太大。

  《21世纪》:北京的代表们最关心什么话题,对改革问题关注度高吗?

  文宗瑜:北京的代表们,更多是关心北京地区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北京交通拥堵,二是看病难,三是北京的空气污染、对雾霾天气的治理。

  对一些牵涉全国范围的改革事项,如城镇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官员财产申报等问题,这都需要全国一盘棋,需要中央出政策,不是北京地区能解决的改革问题,代表们谈论得较少。

  一些改革,是全国性的,需要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下进行;但一些改革,其实地方可以先试,但从目前来看,也很少。今年两会,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的焦点在于改革。对于国内繁多的改革事项,都寄望在全国两会上。大家都在谈论改革,但在两会上真正谈论一些改革问题,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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