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神木房姐事件回顾

　　2月3日，陕西神木。随处可见保时捷、宾利、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从街道上驶过。

　　“坐这车的不全是有钱的老板，也可能是个随时跑路的负债户。”出租车司机杨万林对此没有了从前那种羡慕的神情，一年前，他将自己的两万元放在典当行吃高息，但现在，本金被开着豪车的人赖着不还了。

　　这是一座原本贫穷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但地下有着储量超过500亿吨的侏罗纪煤炭。过去10年间，金钱像是被使了魔法一样，顺着运煤车的路径呼啸而来，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神木的富人的数量和他们的资产激增。

　　2008年，神木县迈进全国百强县之列。2012年，神木GDP超过了1000亿元。而从2009年起，神木县在原县委书记郭宝成的推动下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神木一时风头无两。

　　能够摆脱贫穷的金钱奔涌而来。与温州、鄂尔多斯一样，神木成为中国民间游资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但很快，伴随着民间借贷勃兴，金钱变得像是与富裕的终点背道而驰。

　　从2012年年底以来，神木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断裂，让公众大为紧张，“跑路”效应似乎正在神木扩散。还陆续发生一些集资人的自杀事件，而“房姐”龚爱爱遭举报一夜成名，也和神木2012年年底以来的民间集资潮崩盘有关，龚曾因此自杀未遂。

　　近半年或有200人出逃

　　从2011年，温州的民间信贷危机发生时，神木的上千家地下钱庄危机四伏。只是，神木的民间集资潮崩盘，支撑到2012年下半年以来集中爆发。

　　没有人知道在那个寒冷的下午，51岁的张英决意要毁灭自己时确切的心情。在2013年1月23日之前，这位“处人不错，也很有素质”的警察，时任神木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曾在神木县孙家岔派出所任所长。

　　张英的尸体被当地群众在神木县城附近的火神庙沟发现。神木警方随后称，张英“死亡原因初步认定为服毒自杀，初步认定为‘自杀’，其自杀原因正在调查”。

　　时代周报记者综合多渠道消息获知，张英“近段时间情绪较为低落，自身有信贷纠纷，经济投资失败”。多名知情者称，张英开设了一家典当行。在近期席卷神木的信贷危机中，张英至少放款1000万元。此外，他的投资额有数千万元，在内蒙古参与“明盘”(即露天煤矿)的开挖，但他“放出去的贷款收不回来了”，生意也失败了。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在此之前，2012年12月12日，52岁的神木人武安祥在西安香格里拉大酒店割腕自杀。和他交往很好的朋友称，武安祥身后留下了1500多万元的外债，其中一部分钱是从亲朋好友处借贷来的，这些钱到哪里去了？目前没有明确的债务人。

　　从2012年7月起，神木县最受信赖的集资大户的贷款越收越少，对“下线”们的利息支付能力逐日减弱，最后直至中断。按规矩，“下线”的利息一般三个月就要结算一次。最先预感到危机的是坐在金钱堆上的这些集资大户，他们企图稳住金融地震，但人们对民间集资崩盘开始了揪心的恐惧。

　　风暴迅速席卷了整个神木县。集资链条上的人们最急迫的，是找到凝聚着自己血汗和生命的钱。

　　实际上，风暴已经酝酿了近两年之久。当地商界人士一致认为，这是2011年下半年开始，内蒙古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崩盘，从风暴的起点，厄运也跟着潜入到了邻近的神木县。因为体量庞大的神木民间资本，有好大一部分流向了内蒙古。

　　救不出自己的本金，即使最冷静的人也会觉得惶惶不安。饭店里，人们聚拢一起，窃窃私语，唉声叹气；许多村庄里，人们面带忧愁，魂不守舍，等待一个谁也说不清的灾难的降临。

　　在那些大、中集资户人的家里，常有头面人物模样的人神秘出出进进，后来，一波波的讨债人流，卷走了屋子里的一切值钱的财物，汽车被一个人开走，另一个人却抢到购车手续。一些狂怒的讨债人将集资者抓为人质，逼他们交出欠款才罢甘休。

　　2012年7月以来，面对蜂拥而来的债主，神木的一些参与民间借贷的老板或融资掮客纷纷“跑路”的故事被人不断传开。这些“跑路”者一夜之间不知去向，身上欠着上千万到数十亿不等的民间高息融资款项。

　　“谁也没有统计过全县究竟有多少人跑了。”神木县锦界镇的一位刘姓村民介绍，在这场风暴中，一些没有出逃的，有的甚至走上了绝路。“半年内我了解到神木县已经有五六个人非正常死亡”。

　　神木县一位开过典当行的负责人称，近半年来，估计有200人出逃，近百人被刑事拘留。因非法集资的涉案金额超过百亿元。

　　民间资本市场一片肃杀，人人自危。号称神木县“集资大王”的刘旭明、乔秀峰、刘国林、王凤义等人先后“跑路”。神木县城内大量的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关门，灾难也随之爆发。

　　街上偶尔可以看到十多人到一些关门的小额贷款公司讨债的场景。在锦界，路边停放着几辆落满尘土的丰田普拉多、路虎汽车，上面写有“转让”字样，这些都是因借贷纠纷被债主扣押来的。一些出售抵债房屋的信息贴满了街边的广告栏。

　　而对于一些老板要“跑路”以及张英等人“自杀”的原因，当地传言最多的就是，在神木的民间借贷当中出现了吸揽一些权贵的资金，被公安抓了，他们也不敢说到底借了谁的钱，因此还不上，又被人跟着跑不掉，只能“跑路”或以死了断。

　　投入万元“分红”千万

　　一个老板动辄出现几十亿元的高利贷黑洞，目前，涉及神木县民间金融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流到集资大户手里的巨额资金，而后又流到哪儿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行动如此一致地被卷入民间借贷潮的？

　　黄土和沙漠里长着矮小的灌木，不时有刮起的大风。10多年前，神木还是一个全国贫困县，唯有在梦中，人们才是富有的。可是突然间，梦幻变成了现实。煤炭所带来的巨大财富突兀而来，让这里的人有些措手不及。

　　从2003年起，煤炭产业开始了延续十年的“煤超疯”场景，神木县所处榆林地区高热量煤的坑口价格从每吨50元的煤价开始噌噌上涨，于是“全县三分之一的人口变得特别富裕”。

　　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一夜之间成为坐拥亿万资产的煤老板。一个大老板坐着豪车去北京301医院看病，光偷偷给医务人员发红包就发了100万元。看着别人摆阔挥霍，让其他一些人激起从未有过的欲望。

　　这时，社会上蹿出了一股集资炒卖煤矿之风。神木县先后出现了多位神秘的人物。他们坐在家中，通过手机短信传播，金钱就会从年轻人的摩托车上，老人的手提包里，企业的账本上，像涓涓小溪汇聚成千万、成亿元地流到他们的身边。

　　炒卖煤矿都是高负债进行，挑头者除了自己拿自己的钱去赚钱，还拿别人的钱赚钱，借银行的信用借钱，借民间信用借钱。

　　2006年前后，煤炭价格疯涨，一个煤矿的价值从三四百万飙升到十多亿元。三年前曾投入了一万元入股炒煤矿，当年的股份的“分红”高达1000万元。

　　但是，这种快速“繁殖”金钱的机会越来越稀缺，当时普通人要想再入股煤矿根本没有门路，一些有背景神秘的资金将小额股份挤出。

　　对此，神木县某煤矿一位股东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当时在神木，入股煤矿，全要靠特权、关系，而县里几乎所有的官员都用他们亲属的身份，通过权力的影响，参与煤矿的分红。

　　时任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兴城支行主任的龚爱爱权力很大，众多煤老板求她贷款，都会按神木县的“行规”，比如贷款500万煤老板就得拿出煤矿100万元的股本给贷款人作为“回报”。因而，在早年时神木县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常常赚得盆满钵满。

　　2008年后，神木的民间融资渠道出现公开化的趋势，遍布神木县城大街小巷的“典当行”、“担保公司”发展到顶峰时有近千家之多。

　　这些“地下钱庄”的主要作用就是为煤矿老板融资。作为民间资本开放带来的便利，县城一些商人和普通人也开始可以通过这些民间金融平台进行投资，这些民间金融平台有了自己行内的收款、放款的利息标准，大致为“收款月息2分5，放款月息3分5”。从中赚取利息差。

　　巨额的煤炭红利，一方面让神木人持有的货币量十分惊人。当年据估计民间资本的总量在300亿元以上，这么多的资金需要找到一个安全、简洁和有回报的出路，另一方面资源的开发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现金奶牛—民间金融供给就越来越多。

　　由于民间融资渠道过分发达，有人估计，从事民间融资的掮客也能占到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房姐也做“典当行”生意

　　民间游资是向高利率的地方流动，利率越高，流速越快。这就是神木民间金融迅猛发展的基本原理。

　　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神木煤矿的价值开始随煤价的下跌出现缩水，神木的民间游资开始寻找新的高收益项目。

　　据当地一位民间融资掮客介绍，占60%的神木民间游资，一部分难抵内蒙古鄂尔多斯月息高达4-6分的高息诱惑，流向借贷大潮中，吃利息差；另一部分则流向鄂尔多斯、乌海两地的“明盘”中。

　　“明盘”是指以灭火工程、河堤工程以及农田基建为由，变相开挖埋藏较浅的地下煤，属于一种盗采国家资源的违法行为。其投资回报率高达六七倍。不过开挖“明盘”必须有当地深厚官方背景。

　　最早挖明煤的人出自神木县的锦界镇，当地流传甚广的一个实例是，一位杀猪匠到鄂尔多斯闯营生，一年后却开了辆奔驰S600回到村上，就是因为挖“明盘”而快速致富。随后当地人一窝蜂地涌到鄂尔多斯和乌海，随同他们的还有露出疯狂的民间融资。而这些北上的民间游资果然没有失望，在短时间里获得了25%-50%月息的巨额利息，制造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异象。

　　据了解，从此以后，在神木，民间信贷已经成为普通大众的首选理财方式。因为银行、信用社的利率基本是民间借贷利率的三分之一。

　　由于银行基准利率与民间借贷利率存在较大利差，一段时间里，甚至出现了银行资金流入地下钱庄的现象。每个人包括收破烂的人都想从银行贷款。“把银行的钱贷出来再借给典当行，能赚不少，这是傻子都能看明白的事。”

　　据媒体报道，2010年1-9月，神木县金融机构有存款规模连续数月下滑，比2000年以来平均增速降低19个百分点，比2009年同期少增51亿元，存款首次出现滑坡现象。经查系“地下钱庄”高息吸收大量居民存款，其中大部分资金被集资老板拿到北内蒙古的“明盘”开采。

　　最近被中央媒体曝光的“房姐”龚爱爱也卷入“典当行”的生意，她一边已是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一边又是民间融资者的身份，许多人都愿意将资金放在她手中，用于放贷。

　　有接近龚爱爱的人士称，龚爱爱用假名买下商铺、房产，抵押给银行，获得银行贷款后再通过自己的典当行放债，或运作新的融资项目。

　　而神木最受人信赖的“集资大王”有新世纪黄金珠宝城的老板张孝昌，商人刘旭明、乔秀峰等人，其实，在他们“跑路”之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每人拥有四五部豪车，且车辆总价值都超过千万元，这样的形象非常有助于他们从事的“副业”—集资。

　　30岁的神木人刘旭明，在他的事迹中，拥有内蒙古神泰矿业集团董事长、乌海中山矿业集团董事长等职位，他出资200万人民币创建旭明基金，资助神木贫困大学生，这就让贷款给他的人没有怀疑他什么的余地。

　　自从这种使双方都有大利可图的金钱的游戏后，乔秀峰开始在内蒙古和青海有了煤矿生意，神木很多人传言，乔秀峰陪乌海的政界朋友来回打“飞的”赴四川吃火锅一次消费8万元的豪举，这使得乔秀峰在民间融资信誉度很高。

　　其实，在张孝昌“跑路”之前，神木当地许多人感觉将钱放在他那里最安全。这位原是加工金银首饰的工匠，从2010年开始涉足民间融资，据说他用民间融资来的资金购买了大批黄金、白银。存在当地工商银行中。“因为他的黄金白银在银行那儿，把钱交给他跑不了”，所以据说张孝昌的融资规模超过40亿元，连龚爱爱也经手给张孝昌贷款1.2亿。

　　2012年12月1日张孝昌崩盘“跑路”的前一天，还有西沟的人给他送来了800万元。连张孝昌这样的人居然都要“跑路”，神木才感到风暴的来临。

　　“明盘”投资风险大

　　当地熟知民间融资的多位人士一致的说法是，造成神木的民间借贷潮崩盘的主要原因是，2012年初，煤炭市场火爆不再，煤炭价格回落到每吨300多元，煤炭积压成灾。离神木不远的“煤城”鄂尔多斯高利贷崩盘，大批淘金者血本无归。

　　在鄂尔多斯、乌海两地，有人说原来分布着神木民间融资运作的26家“明盘”，但当地政策突然紧缩，只留下7家。

　　“明盘”投资风险很大。因手续不全，或者政策不允许，经过多番击鼓传花式的炒卖，煤价下跌后，高位接手者挖不回来成本，没法开采，只好停工，涌入这里的资金被深深套牢。“投资几亿的项目一旦停下，高利贷利息就会迅速滚为上亿元”。

　　事实上，依靠民间借贷融来的游资，很难保证“明盘”所需资金稳定运转。民间游资一旦嗅到市场上的风吹草动，便会快速抽逃，最终是资金链断裂，实体项目无法正常运转。

　　“庞大的民间资金市场被一大批脑瓜子稍稍灵活一些的文盲、半文盲经营着，能不出乱子吗？”榆林市一位研究民间金融的学者评价道。

　　“全县很多大中集资户，没有一本正规账。10多亿元的发生额度，在他们的纸片上，本子里，脑袋中，这些钱像泛滥的洪水一样，横冲直撞，四处漫溢，根本无法获益。而发生了的资金被身边人抽走上亿元事件，他们竟一无所知。”上述学者对此颇为不解。

　　神木民间借贷资金投资失败的例子还有：投资新疆某煤矿，却因受制于交通，产煤运不出去；青海的高海拔的山头上，装载了满车煤炭的车辆在稀薄的空气环境下无法启动。

　　早在一年前，有神木的政府官员曾对外界自豪地讲，神木民间有近500亿的闲散资金，游走在资本市场之外，政府努力在引导这笔资金的投资，让其发挥资本效益。

　　有人推算，神木这笔500亿的民间资本加上民营企业资金及其他资金近1000亿元，目前可能已经蒸发掉近2/3。除过经济损失，更关键的是对社会信用体系的破坏，“谁也不相信谁了”。

　　据介绍，2011年，神木法院全年共受理民间借贷案件679件，但2012年，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上升到3000余件，预计，“今年还会更多”。

　　2月3日晚，夜幕渐渐深浓。锦界镇开典当行的杨金牛的家被讨债者洗劫一空之后，20多天前，六七位男女讨债者这才想到杨的房子的重要性。他们便轮番日夜看守着这座房子，生怕它被其他的讨债者变卖了。

　　“我的上线，它叫王瑞，他也‘跑路’了，他拿走了我们10个同学的3.5亿元，我被他骗走了1500万元，这些钱都是亲戚串亲戚筹集来的。”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年讨债者说，“现在不敢给下线知道内情，一年垫付的利息300万元，我快要撑不住了。”

　　“让很要好的同学骗了，有钱的让没钱的骗了，有文化的让不识字的骗了。究竟谁骗谁呢？全都是自己骗自己。”这名讨债者用绝望的声调哀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