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恰如长河,往事必似奔流,可追而不可及。如果将赵东村的历史、现在、未来以时间来定义,它有着太多不可言说、无法言喻的细节。赵东村人承担的角色,也被赋予各种时代意义。
土地集体化难解生存窘境
赵东村现隶属于安徽省枞阳县麒麟镇,有村民400余人,耕地98亩。这是典型的皖西南村庄。地处发达的长江中下游河系的一条无名小河边,小河绵延约40公里后汇入长江。村人拦河筑坝,便于灌溉。
现在的赵东村人中,已无人能述及赵东村的来历。关于赵东村历史的最确切描述,是村子最初由一许姓人家从河南迁移而来,之后另一陈姓人家也在此落脚。至1949年,这个村庄已然成为一个大村子,村民全是许、陈两个姓氏的后人。
全国解放后,赵东村从战争中恢复了平静。1954年,长江流域大水将赵东村淹没,但在洪灾之后,村民继续在此前的惯性里运转至1958年。当年,政府决定将赵东村搬到200米外的新地址,与团结村、张叽村组成一个新的村庄:团结村。三个村庄近百户人家土地集体化后,很快在集体大食堂里开始了命运的交集,从起初的兴奋和对未来的无限期望,到后来饿死人情况的频发,现实如同一面镜子,照清楚了每个人的生存窘境。
村民许信春的五个儿子,在这短暂的幸福与刻骨的苦难交替中饿死了两人。“一个九岁,一个十三岁,九岁的那个孩子喝了三天开水后饿死”,许信春的儿子许宜文说,最惨的是十三岁的二哥。出事当天,食堂里发了点面粉给各家熬糊喝,“水刚烧开哥哥就喊着要吃饭,家里人端了一碗水给他喝,他哭着不喝,母亲骂了他,他就端起碗喝水,刚喝了几口,人就倒下去了。”
双季稻耕种曾靠政府“强推”
1961年,村里的生活状况终于有了改善,村民除了拿到土地耕种外,国家还广泛推广了双季稻品种。长江中下游流域适合早、晚稻两季耕作,但在此前,赵东村及其邻近村庄都适应了单季稻耕作模式。当双季稻秧苗被运进村里时,村民将秧苗塞进了河边的杨树洞,他们不信在赵东村这块土地上,还能有双季稻耕作的存在。无奈下,政府只得派人盯守每个村庄内的村民,才让新技术得以落实。
村民吃饱了饭,饿死人得以避免,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在5年后经受了巨大震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样板戏在全国各地兴起,黄梅戏之乡的安庆市也热火朝天地推广样板戏。村里人在黄梅戏的曲调中,对旧社会的万恶进行了批判。
陈厚坤也因此跌入了命运的低谷。上世纪40年代,陈厚坤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拉了壮丁。在山东枣庄附近,国民党部队被击败,“解放军在我身后追喊优待俘虏,我只知道害怕没命地跑,一颗****从我腹部穿过后,打穿了手掌。”寒冬腊月里,陈厚坤在死人堆中醒来,爬进了当地一户人家获救。几经辗转,他重回赵东村。
时代将他卷入了战争漩涡,他侥幸得以逃脱,却在十几年后被另一场浪潮差点彻底淹没。“有天,我被戴了高帽,和另一个人一起抬着领袖的画像去村里接受教育,过一条沟时我跳过去了,那个人掉进沟里了,画像被撕成了两半,那天我们俩差点被红卫兵斗死了。”经历了这场劫难,陈厚坤在村内更为谨慎地生存,妻子患病,他都不敢去公社找医生来给她看病。
土地包干开始依赖土地
1976年,陈厚坤在小心翼翼中发现,自己已不是“敌人”。村里人之间似乎又有了往日的和煦。低调至1981年,陈厚坤终于看到了明光。当年,赵东村开始推行始发于安徽的包干到户,他分到了土地。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稳定的依赖。彼时,他的儿子陈震界已是十几岁的小伙。
陈金宏与陈厚坤家紧邻。陈金宏的长子陈瑞旺继承了父辈的光荣,上世纪80年代顺利参军。几乎与此同时,陈震界开始外出谋生。那时,外出打工被称为“搞副业”。一切似乎并未有大的改变:几年后,陈瑞旺复员,陈震界在外地与故乡间辗转,两人都依旧是贫苦的年轻人。
“副业”大潮愈盛的年代里,陈瑞旺也外出谋生,几年打拼后,他成为一名包工头,陈震界依旧是一名地道的农民。见多了外面世界的陈震界,相信种地是较牢实的生存之道,但部分村民开始相信,农村人家的草房、瓦房终将被洋楼替代。为此,陈与人争执多次,“你说拿什么来建楼房?”
为解决抛荒政府曾征抛荒费
1999年,陈震界终于相信,他也有机会建起楼房供家人居住。读完初中的儿子离家打工,逐渐殷实的陈震界开始筹划建洋楼。当两层半的洋楼建起时,最高兴的是他的父亲陈厚坤。“刘伯温曾说楼上楼下,灯头朝下(电灯灯泡下垂,与油灯恰相反),现在都实现了”,陈厚坤感慨历史的变化与相传的刘伯温预言的契合。
不过,所有的欣喜里也夹杂着隐忧,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土地抛荒愈加普遍。为了因应这一变化,政府开始征收每亩300元左右的抛荒费。老年人心痛耕地荒废,年轻人追求着外面世界的精彩。年轻的村民陈启兵与陈信,抓住了这个潮流里的机遇:他们回乡承包大片耕地种田,付出的成本是帮助抛荒人家缴纳抛荒费。这是最发端时期的操作模式。
时易境迁,抛荒费被废除。陈启兵与陈信获得的利润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谈及一年种地的收入,两人均笑而不语。不过,村里人预测,种了近20亩地的陈信,一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陈信愿意承认的是,在家集中种地的收入不比在外打工低,最关键的是,他还能照顾家里的一对儿女。2012年,陈信的大儿子考上大学。陈信一直执意于不让两个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儿子考上大学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赵东村人期盼耕地产业升级
2013年正月,陈信要外出打工的信息在村里传开。对陈信而言,这是相当无奈的选择,虽然他很想继续以种田为生。去年10月份始,外地人在村内的走动撼动了陈信谋生的基石。外地人愿意以每年每亩350元的价格承租村内耕地集中种水稻,“陈信种人家的地,基本不用给钱给物,人家抛荒了也是荒着,也没人管。”
“村里现在基本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都出去了,田没人种,有人租那是最好,我们还能拿些租金。”在赵东村人的眼里,这是一件好事。“以后的大趋势,可能还是农场制。”身为麒麟镇中心学校老师的许宜宾说,产业化发展无疑更有利于耕地效率的提高。
[往事]
战争的记忆
1949年,如今年逾80岁的陈金宏家,住进了6名士兵。村边通往长江堤岸附近村镇的大路上,三天三夜都是南下的士兵。陈金宏对住在家里的士兵的印象是:安静,有序,有空就帮村民干活。这是赵东村人的第二次战争记忆。此前,关于战争的记忆存在于口耳相传的叙述里:“长毛子”(太平军)与赵东村民曾有过激烈的厮杀。在这场各自争取生存的残酷竞争中,枞阳人与“长毛子”的大范围厮杀与丝毫不放弃的韧性,让太平军最终放弃了枞阳县境内大部分村镇,而集中屯兵于县城。
支前的陈金宏,在隆隆炮声中将战争的可怖埋入了心底。他依旧记得,横渡长江前,士兵们都很安静,“有些人把我家的水缸添满,有些人帮我家扫地,有人暗地里把自己的东西埋到地里后来被发现,也有年轻人偷偷抹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