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两会在即，就业这一民生之本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针对我国就业、招工两难并存的现象，记者采访了求职者、招聘者和相关领域专家，探究就业市场为什么如此“九曲十八弯”。

　　山东烟台众腾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为帮助当地一家韩国企业招足工人，近日采取这样的“悬赏”措施：“凡初五至初七介绍一名员工进厂的，报销路费200元，奖励300元现金。”

　　深圳市宝安区19日启动首场“春风行动”公益招聘会，企业方提供七八千个就业岗位，只吸引了两三千求职者来现场应聘，缺工现象明显。

　　沿海缺工，传统劳务输出地日子也不好过。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劳务中心副主任陈骏介绍，今年仅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季度的用工需求就近2万人，最近每天进场求职的仅500人左右，而有签约意向的仅有两三百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就业压力正在不断增大。据测算，“十二五”期间，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劳动力在2500万左右，而每年城镇能够安排的劳动力大约是1200万，我国的就业市场仍然是供大于求。

　　专家认为，“用工荒”实际上是某些区域、某些工种和某些行业出现用工短缺，属于结构性短缺，并非总体上的短缺。

　　今年22岁的李卓家住重庆市开县中兴乡，前几年在广东打工时，他曾在电子厂干过装配工，效益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有近3000元收入。他觉得虽然收入稳定，但这种普通工种没什么技术含量，整天面对着流水线，枯燥乏味，根本没什么发展前途。

　　“年纪大些的进城打工人员最看重收入，只要工资高，脏活、苦活都愿意干。我们不一样，除了收入，还要看工作环境、发展前途，不然将来是没办法在城市里立足的。”李卓说。

　　为缓解“用工荒”，沿海企业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加薪。然而，农民工的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随迁子女入学难，难以享受廉租房、公租房等，都限制了农民工融入当地生活。

　　据统计，中国超过2.6亿农民工背后是超过1500万的随迁子女，虽然国家对此已有明确政策，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质量、回原籍中考和高考等问题依然困扰这一庞大群体。

　　来自河北的刘涛在北京通州一家模具厂打工，妻子在餐厅做服务员，两人一个月收入能达到6000元，但每月除去租房、吃饭、购物、交通等花费，就所剩无几了。今年他打算回老家发展，虽然挣得少点，但开销也少，关键能照顾孩子上学。

　　“我不是不想去基层，那里很缺教师。”某师范大学毕业生张永健代表了很多高校毕业生的想法，“但相比大城市，在基层我总感觉未来前途不明朗。”

　　专家认为，破解就业、招工两难现象，亟待“三升级”：企业要改变低端用工模式，实现产业升级；劳动者自身要加强学习，提升技能水平；政府要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破解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壁垒、打通高校毕业生向上流动的通道。

　　专家认为，企业要转变用人观念，过去短平快的低端用工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要求，企业需要有长期的用人规划，为农民工提供上升通道和培训机会，让农民工有归属感。

　　农民工要想融入城市也必须具备新产业所需求的素质和技能。西部偏远地区的农民工，几乎没有接受过什么正规的技能培训，只能做些累活粗活。而据人社部统计，全国技能劳动者需求缺口达到640万人。

　　“面对这一结构性矛盾，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大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对这类人才的培养。”周天勇说，“同时，给学习技术的学生更宽松的环境，比如给予他们减免学费等优惠政策。”

　　“大学生愿意去国家机关、大国企，是因为它们有更好的社会保障和待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分析说，“我国要缩小行业间、城乡间的差距，缩小收入、待遇、保障上的差距，否则人才很难自由流动。”(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