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

　　[ 增量劳动力下降，但存量劳动力仍然很大，说明中国低成本优势不可能短期内结束。包括劳动年龄人口在内，中国有九亿多经济活动人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动力的供给仍然是很大的，但挑战已经开始了 ]

　　青年劳动人口的大幅下降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59岁以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出现了绝对减少，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根本动力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其“水位”也在不断降低。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最新完成的一份报告预测，若农业部门必需人数保持不变的情况之下，2013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已经接近为0.

　　他建议，政府下一步应着力提高中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产业参与率，扩大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同时还要重视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和正规性，有序引导农民工在城镇永久性定居。

　　青年劳动力大幅下降

　　第一财经日报：国家统计局年初公布中国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绝对下降，但官方也表示，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劳动力总量仍呈增加的趋势。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你如何判断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劳动力供给状况？

　　曾湘泉：劳动年龄人口一般可区分为经济活动人口和非经济活动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非经济活动人口则属于达到法定劳动年龄而退出或不在劳动力市场的人，比如中学生、大学生和退休人员等。尽管统计局公布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出现绝对下降，但这仍然不等于劳动力总量下降。

　　劳动力年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6~24岁称之为青年劳动力，25~55岁称之为黄金年龄段劳动力，55岁以上为老年劳动力。尽管有强制退休的年龄，如中国的女性是55岁，男性是60岁，实际上劳动力年龄只有下限，没有上限。由于人口的变化以及受教育年限的延长，16到24岁的青年劳动力早在2006年就开始下降了。作为新增劳动力的青年劳动力的减少，应当说这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出现的第一个拐点，这部分劳动力的减少主要是由新增人口减少所导致的。在现实中表现为从2004年开始出现并且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严格意义上讲是“青年民工荒”。

　　世行人口展望报告曾预测到了2015年左右，中国15到59岁的劳动人口将达到顶峰，之后总量将开始下降。这是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第二个拐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已经表明，2012年中国15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这是第二个拐点到来的重要信号。

　　从分年龄段的数据可知，24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实际上仍然都是增加的，但与16岁到24岁这个年龄段累加之后，总数却出现了下降，这说明青年劳动力下降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增量劳动力下降，但存量劳动力仍然很大，说明中国低成本优势不可能短期内结束。包括劳动年龄人口在内，中国有九亿多经济活动人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动力的供给仍然是很大的，但挑战已经开始了。

　　2013年农村剩余劳动力为零？

　　日报：15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就业压力正在得以缓解？农民工是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主力军，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是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曾湘泉：从最近这几年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来看，24岁以下劳动人口数量的变化确实让整个劳动力市场供给较为紧张，农民工工资也得以快速提升，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放宽劳动年龄的限制，一部分中年农民工能够获得工作岗位。

　　然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并不意味着就业压力会大幅下降，一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以大量剩余为特点，2004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让大家对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产生怀疑，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也引起广泛争论。

　　之所以会有争论，在于所有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测算都必须有假定条件，一旦假定条件发生变化，就会有大量的劳动力释放出来。

　　最近我们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假定农村劳动力的合理工作负荷270日/人、土地制度不发生改变的基础上，2013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接近为零。但实际的情况远比模型测算更加复杂。农业的技术进步和土地流转这两个指标若发生变化，农业非农部门的必需人数就会减少，剩余劳动力必然会增加，且增加的幅度可能会非常大。比如，与中国国土面积相差不多的美国，只有200万农业人口。

　　基于这种现实，我们虽然测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接近为零，但并不意味着农村劳动力转移任务已经停止，而是进入了存量劳动力转移的新阶段。

　　存量劳动力转移的新挑战

　　日报：与新增劳动力的转移相比，存量劳动力转移面临哪些新挑战？

　　曾湘泉：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农民工兼业比例与20年前相比已经下降了非常多，尤其是二代农民工基本上不干农活，农民也出现了“两极分化”，有部分长期生活在城市，有部分长期生活在农村。

　　留在农村也是理性的决定，一方面由于在低计件工资或高产量定额下，年龄较大、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所得工资较低，所以他们宁可滞留在乡村。另一方面，这几十年来，扣除通胀因素的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非常有限，而城市生活成本却在迅速提高，加上税费改革之后农民在农村的收入也在增加，使得部分农民工愿意返回农村。

　　在城市劳动力供需已经处于一种“紧平衡”，同时农民又面临着收入倍增这双重压力之下，如何扩大农村劳动力供给，促使这些存量农民工向二三产业转移已经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

　　当前应该尽快明确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土地流转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条件，但近年来政策突破并不大。土地流转的模式没必要一刀切，各地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来选择，可以采取土地换社保的模式，也可以采取土地入股和私人代理的模式等等，相对而言，土地入股模式经济和社会成本最小。

　　工人工资根本上是由劳动生产率来决定，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要获得更高的收入必须提升自身的就业能力。目前对于农民工的职业技术培训存在的问题相当突出，企业没有动力办技校，职业技术学校又与企业的需求严重脱钩。虽然近年来政府在农民工培训上也有一定的投入，但实际的效果并不理想。

　　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农民工就业不充分、不稳定仍然是一个突出特点，有相当多的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从事的是废旧物品收购、捡拾破烂等非正规工作，就业时间也不充分。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工作重点应从重视转移数量向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并重过渡，就业质量应该成为下一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注重点。

　　农民工市民化应优先发展中小城镇

　　日报：中国城镇化的难点之一是如何让农民工真正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农民工市民化的背后需要政府真金白银的投入，东部农民工流入大省纷纷表示压力颇大。你认为应该如何破解这种僵局？

　　曾湘泉：我认为农民工还是应该就地就近转移，优先发展中小城镇。当前的情况与20年前提出中小城镇战略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当时没有产业的支撑，为转移而大量发展乡镇企业，造成了高污染和低效率。而现在中国的资本和产业已经开始向中西部进行梯度转移，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大规模农民返乡时，国务院要求各地创造条件吸纳农民就业，不少农民工在当地找到了稳定工作。农民工就地转移也能满足当地产业布局和城市布局的需求。

　　中小城镇人口压力小，体制上更加灵活，更加适合农民工。农民进入中小城镇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成本低，“扎根”更容易，对政府压力也相对较小。在中小城镇，农民工进城就业和落户的门槛更低，障碍更少，许多用人单位基本不设门槛，农民工与其他职工同工同酬，能够享受基本公平，落户条件也比大中城市宽松得多，就业质量较高，迁进迁出也更加自由。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应当从规划、投资、人才、税收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将发展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的转移等给予统筹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