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最大的风险 ? 我认为最大的风险仍然是金融。”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7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说,经济增长总是依赖于投资的拉动,再结合城镇化的需求,地方用债务平台等方式筹集资金,假定投资又出现了过剩,假定增长没有效率,那么金融大量发放之后,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就会增大,这是要防范的风险。
“城镇化不要走过去的老路,一谈到城镇化,全国一窝蜂而起,大量花钱,这会促成金融方面危机的发生,一个银行倒闭了就引发一连串的倒闭,一家企业陷入债务危机,资金链就断了,相互就欠债了,这个要预防。”厉以宁说。
值得警惕的是,潜在的金融风险正在地方蠢蠢欲动的投资冲动中发酵。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 7日在政协经济组联组讨论中发言说,目前地方政府对于经济高增长的过度偏好,以及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竞赛,依然是非常强烈的。从各省在两会前发布的2013年经济增长目标来看,31个省区中有24个超过了10%,80%的省区增长目标都在10%以上。“如果把地市级做个统计汇总,增长目标做个加权平均,可能会比全国7.5%的目标高出4到5个百分点 。”
“在目前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投资的高速度,以及对银行融资增长的高速度,这三者关联性是非常强的。”潘功胜坦言,人民银行在货币和信贷政策的操作上面临的压力非常大,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国家稳定以及防范风险,在这几个变量中寻求一种平衡,寻找一个合理适度的社会融资增长规模。
“在中国如果产生重大的经济方面的问题,可能是一大批银行贷款出现问题,而政府债务有可能是引发银行贷款问题的重要原因。”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据董大胜估算,各级政府的负债应该在15万亿到18万亿左右,风险总体可控。
全国政协委员、国开行监事长姚中民也说,以负债余额与财政支出的比例计算 , 中国的政府债务率是21%左右,是可控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也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地方负债不能都看作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关键要看融资平台的偿本付息能力,产生的现金流是否足以覆盖需要偿还的资金。
但是,“确实有一些地方出现了融资上的困难,以及还本付息上的困难,要防止财政风险转化为金融风险。我国大部分银行都是国有控股,金融风险会反过来转化为财政风险。”董大胜强调。
在投资冲动之外,一些地方投融资平台在体制机制和操作层面存在问题,这将本已潜在的风险扩大化。
“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国营企业互相持股、互相投资、互相担保,两者的资产债务完全打成一片。”全国政协委员、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李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透露,有的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资本金不到位,就通过地方国营企业非法调动资金,虚假充实其资本金,使其有融资负债能力。有的控股公司投资层级高达八九层,控股、参股的子公司、“孙公司”加起来上千家,非常混乱。
对于如何防范金融风险,董大胜建议,一是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设规模要和地方财力相适应,不能靠无限制的借贷来进行地方建设。二是要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一步引起重视,加强管理。不能允许地方政府无限制地借债,借债要纳入政府预算,通过地方人大来加强监管。在银行方面要有严格的独立审贷,不能用地方政府的权力来影响贷款发放。
潘功胜也表示,目前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直接举债融资,但是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进行举债融资,其规范性、透明度和可持续性方面存在很大问题,而且存在较大的财政金融风险,所以地方政府负债行为的规范化、阳光化、法制化,是非常值得研究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还要加强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 , 包括投资规模等的规范。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事权和财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相匹配,培育和完善地方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