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改革是近年两会内外的热点话题。财政收支代表政府活动，财政收支行为的规范化，意味着对政府行为的制度化制约。财税改革更被认为是关乎全局的综合性改革。

　　而在3月17日的记者见面会上，李克强总理在回答提问时说：“未来财政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收入态势不大可能了，但是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他还表示，推动经济转型要注意发挥财政、金融、价格改革的杠杆性作用，推动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财政预算制度改革，这可以使人民更有效地监督财政收支、优化支出状况，更多向民生倾斜。

　　自1994年分税制的成功，我国在财税领域几乎再无大的变动。

　　学界和两会代表委员建议国家在明确界定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继续完善共享税制度，适当兼顾地方利益税收分成，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明晰税收征管范围，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和公平分配的税收制度。

　　自2008年我国首次提出“结构性减税”到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税制改革成为一个全社会亟待解决的话题。

　　对于全体国民来说，如何能形成系统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增加财政透明度，监督“国家钱包”的合法使用更为迫切。

　　账本模糊，财政收支如何透明？

　　如何捂好“国家钱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算公开的程度以及“守门人”的履职能力。

　　今年财政部的预算报告被称为“简洁明了”，但有观点认为，“简洁本”的预算报告仍欠缺公开透明。账目公开过于“简洁”，而未按经济分类，也让支出流向“不明确”，广受社会关注的“三公经费”在账本里也无体现。

　　预算公开原本属于公众知情权的重要部分，然而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蒋洪对《第一财经日报》称，现在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一是公开无用论，预算透明了你看得懂吗？二是公开危险，公开要慎重，公开会引发社会动乱，激发很多矛盾。三是公开阴谋论，要警惕境外敌对势力挑唆。”

　　为何会出现这些声音？蒋洪认为，这主要是触及到权力和利益。他说，在对预算公开做了五年的公开调查后发现，我国预算公开有所进步但仍处于低水平，距离社会公众的基本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蒋洪表示，预算公开有形式上的进步，但最终目的是让社会公众和人大更方便地监督。

　　“这种公布是否能让公众和人大识别哪笔钱能用，哪笔钱不能用？是否能够把那些不该用的钱从预算中剔除出来呢，是否能够在事前将滥用钱的项目给予制止？要达到这些目的，公开还差得很远。”蒋洪说。

　　财政信息公开法规进步不大

　　根据蒋洪的观察，五年来有关公开政府信息特别是财政公开信息方面的法律法规基本上是进步不大。

　　“例如保密法，本应该明确界定国家秘密范围，但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改变，另外预算法对预算公开问题只谈了空框架，没有具体规定，很难说进步。”

　　他还指出，五年来还新制定一些条例规定进入法律，而这些新的条例规定将会对未来财政信息公开起到阻碍的作用。“比如关于预算公开的详尽程度方面，政府通过法律规定说一般公布到款。”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同样认可我国预算公开在形式上有进步，增加了图表等，但缺乏经济科目的编制，“没有说清钱的去向，不清楚这些钱里有多少是行政支出，各细项又花费了多少。”

　　蒋洪还称，政府预决算由财政部门负责公开，部门预算由各个部门负责公开，这又对“账本公开”形成阻碍。“按惯例是财政部门掌握所有部门预决算资料统一公开，以往的做法也是统一公开，但这条规定出台后，各级财政部门都说自己对部门预算公开没有责任。公众需要挨个部门网站去找。”

　　蒋洪说，这些被写入预算法都是不利于预算公开的。

　　对此，蒋洪表示，自己在2011年对预算法修正案递交了六个提案，“国务院法制办客气地打电话给我说，我的意见提得很好，但是根据中国的国情还做不到。我提了以后，到了2012年7月份，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大家提了30多万条，但没有进步。”

　　建议废止“接待费”栏目

　　从“房叔”到“表哥”，近期一系列事件都引起了社会对官员财产、滥用公款乃至政府预算报告的关注。

　　蒋洪认为，三公消费是滥用公款的一部分，除三公之外还有其他滥用公款的项目。

　　对于治理公款滥用，蒋洪认为，财务上应该废止接待费这个栏目，取消公务接待。其次是凡是与消费有关的，要按人头建账。“公款吃喝多少、出国、用车等都应该记在相关工作人员的账上，这完全做得到。这样，不属于工作必须的部分自然就挤压掉了。”

　　最后，他认为，抑制公款消费必须从改变政府的运行方式入手。“如果运行方式不加以改变，是做不到的。公款滥用是现在制度运行的正常方式，人情决定而不是规则决定，必然通过各种各样的利益交换来达到，现在不‘跑部前进’，不请吃请喝，就等于不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