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新一届中央政府在一个月里连发“三枪”，先后三次召开会议强调简政放权，目前已经决定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事项。这既是兑现承诺、言出必行，也是顺势而为、服从规律。

　　一方面，目前的经济增长弱于预期，稳增长的政策分量正日益加重，通过落实简政放权措施，提高政府效率、降低行政成本，通过释放改革红利，激发经济社会活力，促进经济稳增长。另一方面，简政放权还可以防止权力寻租，降低腐败的发生概率，同时扩大社会公共服务，它还能凝聚民心，提高政府公信力。

　　尤其是，这项改革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促成和带动其他方方面面的改革，所以它是民心所向，收获一片掌声也在意料之中。李克强总理这样描述这项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但同时这项改革的难点也显现出来，那就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在哪里？或者说，哪些是该放的权力、哪些是该管的事务？经济学家华生就直言最近的经济政策让他迷惑：一方面要先行取消下放投资项目审批事项，一方面又严格控制“两高”(高污染和高耗能)行业盲目扩张，坚决遏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至少表面上看，这两者是有一定的矛盾：下放或取消还怎么控制遏制，要控制遏制又怎能取消下放。学者的困惑也表明简政放权绝不是简单地放权了事，它是一个精密的系统工程。它首先需要确定的就是一些审批权限的下放或者取消，究竟是政府标准还是市场标准？否则难以实现精细化的管理。

　　首先，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服从市场规律、尊重市场需求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底线和基石，政府所做的就是激活市场、服务市场、保障市场。尤其是2001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全面启动以来，国务院至今分8批共取消和调整了2630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七成以上。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审批权调整，为过去十多年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其次，近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市场也有失灵状况。哪怕是那些自诩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完善的西方国家，也因金融机构缺乏监管、追逐利润丧失底线而付出了巨大代价。所以，迷信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管理经济也是不现实的，但我们要强调看得见的手要管得高明、巧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问题在于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和介入不是偏少，而是偏多。

　　其三，要明确当前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对比格局，还要完整和统一地看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尤其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前述困惑为例，中央政府取消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当然是大势所趋，是尊重市场规律的表现，但为何又要同时限制和控制两高项目？这背后就不能不承认一些高污染、高能耗项目的盲目扩张、重复建设也有地方政府的冲动所在，它并不完全是市场决定，更非市场失灵。因为不少企业根本就没有承担起污染成本，并不遵循“谁污染谁买单”的市场原则，而是有地方政府环境执法不力，为了政绩或者其他目的庇护高污染企业。

　　同理，高能耗的项目也是因为不少能源价格并没有市场化，价格不是根据价值规律和供需关系决定，哪怕能耗高，但是扣除成本后还有利可图，那么项目依然会上或者变着法子上。哪怕光伏产业这种不属于“两高”的行业，目前也面临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窘境，虽然它有外需衰减的国际因素在，但它难道没有地方政府盲目支持和介入的因素？就像无锡尚德从前些年众星捧月到如今失魂落魄的破产重整，这既有企业主决策失误的原因，也有地方政府的责任。

　　所以，不仅是中央政府需要遵循市场规律来简政放权，地方政府也要上行下效，无论是基于政绩需求，还是财税收入或者就业岗位，都要把握好分寸，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的归市场。正如李克强所言，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