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度经济有望回升

　　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7%，其中一季度和二季度均为7%。与2014年以来的增速下行态势相比，经济增速趋稳的态势比较明显。但宏观经济运行仍旧承受着较大的下行压力，经济中的一些亮点有所累积，但尚未能在整体上形成有效企稳格局，关键经济运行指标也表现差异化趋势，部分指标正在企稳，部分产业正在复苏，另有部分指标的表现不容乐观。我们分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进出口、就业和价格指数进行简要分析预测。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在放缓，预期第四季度可出现反弹。我国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11.4%，增速相对放缓，政府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仅起到了减缓增速降低的作用。随着我国利率的不断走低和M2增速将维持12%左右的预期，国内企业的投资成本将有效降低，债务置换也将有序推进，企业的投资能力将得到恢复，在市场需求拉动和固定资产投资税收政策(不动产“营改增”)的推动下，四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望反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6月保持与1-5月的增速基本持平，进入谷底期的特征明显。预计四季度增速将回升到13%以上，全年平均增速达到12.5%左右，是2000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最低的一年。

　　社会消费增长进入平稳期，10.5%的消费增速可能持续全年。受到宏观经济形势波动和资本市场高涨的影响，我国投资性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增速有所放缓，但占有主体地位的必需品消费和耐用消费品消费仍将保持稳定。尽管消费结构中诸如通信器材、文体用品等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亮点，但个性化、多样化等新消费模式仍在培育期。6月份消费增速为10.4%，基本进入谷底期，预计全年消费增速基本保持稳定，达到10.5%左右，是2005年以来的最低增幅。

　　进出口增速先降后升，全年增速约为5%左右。我国进出口增速形势严峻，1-6月进出口总额增速约为-6.9%，其中，出口增速为0.9%，进口增速为-15.5%，距离年初预计的6%增速目标差距较大。但受到国际市场环境趋于稳定和国内企业去库存化进程逐步结束的影响，我国贸易环境将有所改善，设备、原材料和软件技术的进口量有望上升，而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趋向制成品和高技术产品。预计6月以后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将形成环比正增长，出口在“一带一路 ”、自贸区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背景下将形成明显改善，在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不发生大的波动的前提下，全年贸易增速有望达到5%左右，为年初预期增速的80%左右。

　　单位GDP就业容纳能力提升，新增就业人数将超过1300万。一季度我国每亿元GDP的就业容纳能力达到329人，一、二季度累计则新增城镇就业岗位718万个，是近年来单位GDP就业容纳能力最高的时期，有望使我国在GDP增速下滑的同时，保持就业形势的基本稳定。根据全年经济增长达到7%的预期目标，依此推论可带动新增就业超过1400万人，只要经济增速超过6%，新增就业人口岗位规模就将与去年持平，因此达到高于1300万个新增城镇就业岗位应无悬念。

　　CPI预期保持平稳，呈先降后升走势；PPI行业间走势分化显现，轻工业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受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国内劳动力价格涨幅趋缓和部分产业去产能化的影响，CPI总体保持低位运行，但下半年将呈小幅上升的态势，预期全年CPI涨幅保持在2%左右。PPI走势出现分化，但购进PPI指数始终在出厂PPI指数下方运行，说明当前的大宗商品和中间产品价格波动没有给企业的利润率带来明显损害，只是规模增速下行对利润总额形成了压力。更进一步看，生活资料生产企业的出厂PPI指数基本上保持在-0.3%到0.3%之间，购进价格的走低使得生活资料制造业(轻工业)获得了良好的增加值积累和增加值率的提升，为行业利润增长、技术革新和产业分工细化准备了条件。生活服务业也有望获得难得的发展机遇，“营改增”改革按现行时间表会加速覆盖到生活服务业，并降低税负，以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和效率提升。

　　三因素导致经济增速下滑

　　导致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除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必然对应向“中高速”状态的阶段转换之外，还要重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口红利削减与投资回报率下降是要素边际产出下降的主要表现。今年6月底，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较2012年末的最高点下降约1300万人，而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同比只增长18万人，导致劳动要素的产出贡献有所下滑，预计将影响GDP增长0.2个百分点左右。而受到产能过剩、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和基础设施布局失衡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投资回报率的水平近年来也呈持续下滑局面，以“GDP/固定资产投资”的指标进行衡量，2015年第一季度的比值仅为1.81，较2013年同期的2.12下降15%左右。投资回报率下降，成为影响我国实体经济生产性投资的关键性因素，并导致资本形成速度放缓，影响经济增速。

　　第二，受到价值链与产业链分离的影响，我国增加值配置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并在特定的经济下行阶段表现加剧甚至严重扭曲。当前，受到“三期叠加”的影响，实体经济增速放缓，而垄断行业利用垄断地位可以继续攫取其他产业的增加值空间，如以国内市场的成品油净价和电力净价为例，成品油净价约相当于美国的110%，电力净价约相当于美国的160%，相应影响后续产业的成本控制和竞争力，使高成长、高效率产业的增加值未能跟随总产值一起快速增长。更进一步看，由于产业增加值积累有限和竞争不足，导致产业分工和生产工序外包的不顺畅乃至停滞，“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经济新常态进展缓慢。

　　第三，效率创新和模式创新进展缓慢是基础创新动力不足的主因。长期以来，我国主要通过要素投入的增长和新产业的扩张作为提升经济运行效果的主要途径，即偏重于粗放外延增长效率创新与模式创新较不足，在体制机制内部因改革不到位形成了效率创新与模式创新的障碍。效率创新指生产效率、流通效率和管制效率的综合，我国创新活动中对存量产出能力的效率改善较有限，主要依靠规模经济来实现，往往割裂了存量产出与增量产出间的有机联系，并且片面强调管制的合规和低风险，对管制的直接成本与市场间接成本的考虑不足，影响我国效率提升。模式创新强调生产组织模式、市场运行模式和产业协作模式的创新与完善，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现代市场体系已经具备良好的商品和资源的差异化配置能力和定价能力，但是目前仍存在一些过于严格的市场准入管理、过于固化的风险控制手段、过于僵化的企业调控方式等。

　　强化有效投资和创新驱动

　　我国经济下行中已有一些亮点和积极因素的积累，经济探底企稳的支撑力正在加强，但受到人口红利消失、垄断因素过度、创新动力不足影响，我国仍将在未来一段时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和“三期叠加”的纠结。我们的建议是应全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并积极加强增加有效供给的选择性“聪明投资”，即“有效投资”，以效率、竞争和创新为核心，实质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优化，及时调整人口政策，来引领“新常态”打造升级版。

　　一是坚持简政放权的改革，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对涌现出的新的生产组织模式和市场运行模式采取灵活和宽松态度，放宽创业准入，严格市场监管，鼓动公平竞争，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公开交流渠道，形成政府与企业的直接联系和对接，将政府简政放权后的便利和收益直接落到实体经济企业头上，避免权利代理和配置扭曲。

　　二是积极强化有效投资，结合现阶段稳增长、调结构、护生态、惠民生、防风险的重点，以及“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选择性地加大相关基础设施、公共工程、经济增长点和配套园区等的投资，以适当的货币政策于降息、降准通道内的操作和财政更充分运用公债、赤字安全空间来加以资金支持，并以积极发展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机制来引致民间资金配合跟进，从而互补结构优化结构，增加发展后劲，使人民群众得实惠的同时，把一部分所谓“过剩产能”转为支持“有效投资”的“有效产能”。

　　三是大力推进资源、能源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改革，以开放和竞争形成效率，以融合和协作促进发展。除极少数特殊行业的企业外，均不再维护任何市场和企业的行政性垄断地位，即使在必须保有行政性垄断因素的企业和行业中，资源配置和生产组织的基本方法仍然可以是市场化的、竞争的。审慎厘清自然垄断的产业和环节，实施合理的特许权管理。要坚持以管资本和推进混合所有制为核心来加强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推进国有资本监管新体制下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混合所有制、公司治理机制和员工持股计划等各项改革措施。

　　四是切实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要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健全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权、集体经营收益分享权、公共财政投资资产的受托管理权。以此为基础促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形成城市农村协调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态势使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互相促进。

　　五是全面落实创新驱动战略，以创新、转化、应用、融合为关键节点，强化政策支持力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制度、管理产品、产业、技术和模式的全面创新。要提升知识产权的保护层次，推进职务发明制度的改革，大力拓展知识产权融资，开展知识产权质押投融资创新、保险创新等，使知识产权人获得更大激励和更便利的以权利融资的渠道。为提升创业融资的积极性和风险承担能力，可将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中的法人合伙人纳入投资税前扣除优惠范围，建立国家创业投资基金引导资金等，并支持保险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开展业务。

　　六是积极调整人口政策。“放开二胎”对应的仅仅是体制内1亿多人中有生育能力的几千万人口，决不会产生任何所谓“婴儿潮”的不良冲击，而短期内会产生一部分家庭快速释放有效需求，助力稳增长的效应，中期则明显缓解“失独家庭”等社会焦虑，消化矛盾凸显因素，长期则是使人口老龄化压力得到一定对冲的必选事项。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在下行中依旧错综复杂，但部分核心指标已经显示出“筑底企稳”势头，如能通过宏观调控政策有效引导和深化体制改革有序治理，有望在今年第四季度或稍晚实现国民经济的总体企稳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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