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为期两天的2013年八国集团(G8)峰会在英国北爱尔兰厄恩湖开幕。如同前几届，本次峰会依然笼罩在重重争议中：由于苹果等跨国公司避税风波引发的国际税制改革诉求，英国与法国和加拿大存在分歧；在对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支援问题上，俄罗斯与美国分歧明显；欧洲国家对如何走出债务危机的分歧也未能缝合……这些都令人对会议能否达成实质性成果疑虑重重，尤其是斯诺登披露英国曾在2009年监听G20峰会外国代表。

　　G8这一由西方工业化国家组成的集团，成立伊始就被形容为全球治理的中心机制之一，并曾对联合国、WTO、IMF、OECD等多边组织发挥着重大影响。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崛起之前，G8对于全球政治、经济议程设置发挥着重要作用，曾经是WTO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关键推动力量，在国际治理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日益走向多元化、权力中心多极化，G8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愈发暴露出来，最明显的缺陷就是GDP已进居全球第二位的中国并没有被纳入这个机制。而没有中国、印度、巴西等的参与，G8的决策有效性和执行力都会大打折扣，最终其作为全球治理中心的合法性也将受到质疑。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继续崛起和G8成员国占世界经济比重的下降下，这个矛盾将变得越来越刺眼。这如同国别信用货币充当世界货币不可避免的“特里芬悖逆”，在愈发复杂和多元化的今天，人们对G8峰会的预期值与实际成效愈发凸显的反差，正使其渐次失去昔日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反思与质疑愈发替代期许与热望。

　　为此近年来G8一直寻求破局的机制改革。一个改革建议是扩大G8代表性，至少应引入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等最大发展中国家，扩容称G12，不过德国、日本等也在考虑利用G8成员国身份来弥补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等中的不足，复杂的利益诉求增加合作博弈的成本，使G8扩容知易行难。同时G20的出现，似乎又使G8扩容不再那么紧迫。不过，鉴于G20成员国较多，且缺乏G8相对稳定的议事规则和秩序，使G20在协调各方利益方面不尽成熟。

　　其实回顾G8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处于不断适应新现实的发展演变之中。它的雏形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其历史背景是发达国家希望应对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金本位制终结、石油危机等引发的动荡，英法等欧洲大国也希望打破美国对全球治理机制的垄断。在美国的坚持下加拿大被引入该机制，后来又加入了俄罗斯，以反映国际格局的新变化。而今天同样存在着这方面的需求，中国目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不在G8的国家，且从2003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与G8对话会议以来，中国与G8已逐渐走近。

　　当然，中国是否加入G8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得不必喜，失不必忧，因为G8如果不邀请中国，将面对自身影响力不断下降的困境。不过也不能因此，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沾染民族主义情绪。诚然，G8未来一段时间里虽仍将是全球经济领导者，远远称不上“没落贵族”，但合作博弈是目前各国都期待的共同诉求，唯有摒弃冷战式身份认定枷锁和思维才能找到聚焦解。毕竟，未来不论是G8、G20，还是金砖国家，都将是一个不同国家协调利益的疏通渠道，且基于特定利益集合的所有组织，不会也不可能主导全球秩序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