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全面复苏，以及美联储主席耶伦笃定年内加息的表态，作为全球影响最为广泛的货币政策，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正在转向，很可能步入 “后QE时代”。这也标志着当下乃至未来几年时间里，全球将要不可避免地迎接新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周期的冲击，大类资产将首当其冲。

　　今年以来，美国就业市场正逐渐接近充分就业，薪资上行压力对核心CPI上行有支撑，使得市场对美联储9月份加息的预期大大增强。黄金白银下行趋势将日趋明显，特别是近日受到耶伦在联储政策会议上重申今年加息言论的刺激，全球金融投机者削减贵金属多头头寸，投机性黄金净多头头寸上周骤减39%，至史上最低水平。白银、钯金、铂金合计净多头头寸跌16%，同样跌至史上最低。

　　从本质而言，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以及美元走强将对大类资产价格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其大类资产价格也面临着去金融属性(被动降杠杆)、挤泡沫、回归基本面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势必对大类资产配置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甚至可能产生新的冲击波。

　　首先，美元步入强势周期重振了以美元为主的新一轮货币信用体系的影响力。欧元、日元的货币信用在逐步下降，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美元配置比例持续上升。鉴于美元在决定全球流动性方面的核心作用，一旦掌握全球货币“总阀门”的美联储结束资产购买计划之后，全球的货币基数将由停滞转为下降，势必导致全球总体“资金池”水位下降。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

　　全球流向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在减少，甚至回流。国际金融协会(IIF)预计2014年从新兴市场流出的跨境资本料将增至1万亿美元，并将2014年流入新兴市场资本规模从2014年的1.145万亿美元下调至1.112万亿美元，为2009年以来最低。而新兴组合基金研究全球公司(EPFR Global)统计显示，自9月中旬以来，全球的投资者已经从新兴经济体的债券和股票基金市场撤出约65亿美元资金，而2014年以来从新兴市场流出的资金已达131亿美元。

　　其次，美联储加息直接影响美债收益率。由于当前美元与美债利率一同回升，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势必大大抬高全球融资成本。根据IMF预测，2014年，发达经济体的总债务为50.95万亿美元，规模同比上升2.32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的负债率为108.32%，同比上升0.66个百分点，债务风险依旧困扰着发达经济体。又有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债务总负担(包括私人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2001年的160%升至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的近200%，到2013年更是达到215%。当前，美元已经进入强势周期，将会使许多以美元计价的新兴经济体发生海外债务风险，并推升全球债务负担和融资成本上升。

　　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的非金融类企业的海外发债规模出现了急剧飙升，其本质大多是新兴市场大企业利用离岸子公司，通过在离岸市场所发行的债券、跨境外币贷款来进行资金套利交易。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测算，2014年至2018年，所有新兴国家需要展期的企业债务将达到1.68 万亿美元，其中约30%以美元计价。如果美元进入升值通道，新兴经济体债券展期成本将显著上升，债务风险将随之升温。

　　再次，美联储货币政策从非常态回归常态的过程中，大类资产中的大宗商品将通过美元升值效应、美元流动性收缩效应及其“进口-购进价格-PPI-CPI”的渠道影响全球价格总水平，并引发基础产品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新一波下跌，大类资产投资逻辑将发生转变，避险资产和安全资产会重新占据投资主导地位。

　　美国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平衡性复苏加剧了全球各国宏观政策周期的大分化。美联储退出QE，这是美联储从过去10年量化宽松周期转向常态周期的新开始。随着美元进入强势周期，许多以美元计价的新兴经济体海外债务风险暴露，将大大增加全球经济金融的溢出风险，加重部分新兴经济体国际债务的偿债负担，导致违约风险剧增。

　　美联储步入加息周期将冲击中国资本及商品市场。中国目前处于降息周期，若美联储提前加息，将进一步扩大国内外利差，特别是在希腊债务危机再起、国内去杠杆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资本外流压力将对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造成很大的冲击。中国必须高度警惕美联储加息风险，防范其货币政策变化的“溢出风险”带来的全方位影响，这样看来，加快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并不处于一个特别合适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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