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速连续6 个季度下滑，并在今年二季度出现3年来首次破“八”，使得全局性的稳增长再次被提升为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特别是在内需提振短期无望，出口基于欧债危机的蔓延难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情况下，中央再次提出稳增长首要是稳投资的思路，而这种政策思路一方面造成了房地产再次逆市回暖，另一方面，抑制了很久的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再次井喷，一些地方再次提出了宏大而吓人的投资计划，最典型的案例是长沙和贵州。

　　长沙市政府最近拿出了一个包括195个项目，总投资额高达8292 亿元的2012 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11亿元，这意味着，8000 多亿的投资项目需要该市10多年的财政收入。与长沙相比，贵州省在最近编制的《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提出的投资计划则更为庞大，该计划称，今年5 月至今已收集项目 2382个，筛选出投资总额达3.25万亿元的项目，而贵州省2011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330亿元。

　　在稳增长的大背景下，诸如长沙、贵州一样的投资冲动，恐怕并非个案。早在中央提出将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前，一些地方已经希望中央再次出台 “4万亿”的刺激计划，通过新一轮的投资狂潮，拉动经济增长。

　　如果投资可以解决时下的问题，就没有必要通过减税和结构调整这种痛苦的选择，也没有必要解决中小企业的困难，这种路径依赖，过去30年的发展已经证明，再无需证明。过去4年中国经济的表现说明，仅仅为了短期的稳定再次放开货币水龙头，启动政府投资，加大项目审批的速度，长期看不仅无法稳定增长，反而会积累更多的风险，从而使得中国经济陷入一个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实事求是而言，今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快速下滑，除了欧债危机的影响之外，更大的原因就在于前两年的刺激政策延缓了结构调整的努力，因为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行业再次非理性膨胀，从而造成了更多的产能。

　　从地方政府历来的发展思维看，只要中央不遏制，地方从来不缺乏投资冲动。当然，这和地方多年来追求经济增速以及经济规模排名的恶性不无关系。在单纯追求速度和规模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就会不顾自己的实力，强行上马一些“看得见”的项目，换取任期内的政绩，从而将庞大的地方债务和财务黑洞留给下一任。过去几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地方配套投资高达18万亿元，短短两年时间就使得地方债务飙升至10万亿元，而很多地方上马的项目，即使现在来看，也基本还债无望，很可能引发不容乐观的银行坏账。在今年稳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再次听任地方随意涂鸦，大胆投资，在地方政府自身的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借助于银行信贷。债务黑洞越积越大，这对于银行而言，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比经济下滑更危险的，是警惕地方政府在“稳增长”的烟幕弹下，再次拿出庞大的投资计划，将政绩留给自己，将债务留给银行和后人。这种多年来累计的风险，不下决心解决，则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可怕的********，很可能会毁了中国经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