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动力将有赖于“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城镇化不可能单兵突进就可以取得成功，不仅需要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予以配套，更需要我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以及金融体制(尤其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配合推进。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动力将有赖于“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无论从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从去年11月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十八大报告，亦或从去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对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中，均明确告知这一点。我们亦可推测，在未来5年、10年乃至更长远的时期内，“城镇化”均将是我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关健词，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选择“城镇化”为中国社会未来十年增长路径与当下所面临的诸多经济困境相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在度过短暂的刺激式复苏之后，必然面临外部需求持续减少、投资效益降低的状况。而由于收入分配悬殊等困境，拉动内需也易沦为口号。对此进行全面破解，“城镇化”显然是一个好的路径：既可以有效释放和拉动内需，弥补需求总量不足；又可以通过城镇化的“价值洼地”效应，从而使我国投资效益得到整体提高；更可以通过城镇化减少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分配不均，从而使我国民生(尤其是广大农村人口)得到大幅改善。

　　不能不说，城镇化在理论上拥有美好的前景。但是也必须正视，中国城镇化依然面临不少的制度性阻碍。如果不解决土地双轨制下(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的价差悬珠，不改变户籍二元制下的分配失衡，包括资本、人力等市场化要素将难以大批量参与城镇化建设，从而不仅使新一轮城镇化发展步履维艰，城镇化的诸多预期目标亦将难见成效。

　　在我们看来，城镇化可以成为中国走出困境的突破口，却不能将之视为经济未来实现可持续增长的“********”。

　　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除基础建材产业、现代农业以及相关服务业可以得到显见的拉动外，其他产业(尤其是高新产业)却与城镇化并无直接关联。从体制改革配套的角度看，城镇化不可能单兵突进就可以取得成功，不仅需要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予以配套，更需要我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以及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农村金融)的配合推进，在我国当下地方财政本已失衡的情况下，大规模城镇化所需的资金来源，要么难以落实，要么效率堪忧，要么有可能产生巨额的不良资产；没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财产性收入悬殊)的真正落实，我国新一轮城镇化不仅难以改善民生，可能进一步加剧我国不同社会群体的贫富失衡；而没有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保障，我国大规模城镇化的既定国策，不仅可能会“高调入场，无奈退场”，也有可能在唯城镇化政绩观的推动下，迎来新一轮城镇化形象工程的局面。

　　还应看到，过去10年大规模城市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是，我国经济当下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亦很大程度上因为过于依赖城市化。过去20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升级互动，城市化的扩容，可以为工业化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配置环境，而工业化的加速，则可以进一步满足城市化发展所需的消费需求以及财政税收。但是，近10年来，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已经有点弱化，城市化过于超速工业化，不仅已经造成我国当下一些地方出现“怪异现象”，更让地方财政形成难以割离的非税收入占半(卖地收入)的局面，而城市化过于超前下的高房价更让民众有点怨声。总之，在过去的城市化中出现了过于注重投资驱动，而忽视产业互动；过于依赖土地财政，而非合理的税收财政；过于强调GDP增长，而忽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之现象，是值得警惕的。

　　面对我国已然启动的新一轮大规模城镇化，必须清醒认识到，城镇化应与当地产业经济、居民财产性收入以及工资收入挂钩，诚如李克强副总理所言“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应清醒认识到，“城镇化”是一场涉及到破解土地双轨制、户籍二元制、金融体制、分配制度以及行政体制等领域的全面变革，唯此，城镇化才能成为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