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风险正在加大,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深刻变化,这是过去30年来都无法理解的。”曹远征翻看着国家统计局 4月15日公布的《2013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缓缓说道。这位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对桌上的数据开玩笑说“没能看懂”。
数据显示,2013年一季度全国出口总额5089亿美元,同比增长18.4%,且前两月出口形势明显回暖。此外,截至3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达65.7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2.76万亿元,同比多增2949亿元。
然而综合所有数据后发现,在出口形势如此之好时市场表现却显得不够给力,信贷规模增速如此之大时经济难见明显回暖,居民收入增长之时全国消费增速减缓。
2012年以来,较快的货币扩张政策却并未给实体经济带来多少裨益,全国范围内的企业仍面临缺贷、愁贷甚至求贷的境况。大量数据表明,企业实现了销售数量的增长,但却未实现销售收入的提升,陷入了即便产品售出也拿不到货款,转而只能再次求助于银行贷款投入再生产的现实之中。
“货币信用正在‘空转’。”4月17日,在统计局和社科院主办,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承办的第二次“宏观经济季度分析会”上,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表示,“货币信用自身内部循环、自我‘空转’的数量正越来越大,速度正越来越快”。
虚拟膨胀,实体萎缩
国家统计局公布,截至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0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增速比上年末加快1.9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31.12万亿元,增长11.9%;流通中货币M0余额5.57万亿元,增长12.4%。
M1由通货和活期存款、支票存款构成,其中企业存款占据主要份额。在经历去年上半年增速下降、下半年上扬之后,今年一季度M1超速攀升。但专家分析,实际上企业存款等帐目数据正在下行,究其原因,则主要源于全国范围内企业流动性偏低,尤其原材料和资金出现困难,以及企业变现能力和偿债能力的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M2不但增速可观,其与全国GDP之比已超过了200%。”向松祚说,当下全国广义货币规模已经比2008年40万亿的两倍还多。
从2005年以来,长期存在的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预期,在2009年实行刺激性宽松货币政策时被火上浇油,导致信贷开始脱节实体经济。2013年一季度,无论GDP、财政收入、社会消费总额、出口增长、工业增加值还是企业利润,增速均被货币供应量“甩在身后”。
统计数据显示,货币增量很大部分涌向了房地产领域。今年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31万亿元,同比增长19.9%,而住房贷款新增了9700亿元,高出去年同期4700亿元之多。并且,M1中,房地产企业到位资金同比增速29.3%,高出去年同期21%,势头迅猛。
向松祚进一步阐释,一季度M2离奇增速的背后,有两个深层次缘由。
一方面,虚拟经济高速膨胀,而制造业等支撑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却明显利润微薄,以致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原有的传统制造业中,几乎找不出不涉及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投资的企业。
另一方面,过去几年中,实体经济因发展模式和严重产能过剩而出现相对萎缩。“今年以来,我国仍有12个行业处于产能过剩状态,经营微利、亏损甚至破产倒闭的状况仍在持续。”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谢鸿光透露,目前煤电油运等行业的设备利用率为78.2%,钢铁、水泥和建材等传统行业约75%,所有行业的均值约在79%到83%之间。
向松祚谈到,过去十年来,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局部操作,在某种意义上埋下了虚拟经济膨胀而实体经济萎缩的种子。
货币信用“自转”
金融体系内部的失衡,进一步加剧了货币“空转”的数量和速度。
“金融体系正在遭遇麻烦。”曹远征表示。宏观上信贷高速增长但微观上中小企业融资越来越难,早已不足为奇。尽管央行和银监会管控的银行信贷官方利率有所下降,但现实中民间企业、机构和个人所能接触的借贷利率却常常高得出奇。扩张性货币政策执行至今,微观上效果并没有全部显现。据向松祚估算,一季度全国新增人民币存款6.11万亿元中,至少有1/4来自于贷款派生。各银行在考核时点上变相揽储、以贷拉存的惯常做法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
在银行普遍对中小企业惜贷、抽贷的浪潮中,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资金“二道贩子”,国企凭借相对良好的信用而轻易获得贷款,转而投向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高收益领域。更有甚者,2012年以来,个别大型银行利用信贷规模激增的势头扮演着资金拆出行的角色,并随之有中小型银行扮演资金拆进行,使得新增信贷因“挤出效应”而并未落实到产业升级、企业更新换代等关键领域。
据一位券商人士透露,2012年下半年以来PE私募股权基金严重遇冷。一方面是由于优质项目暂时性匮乏,另一方面源于融资方的筹资难度日益加大。与此同时,银监会公布2013年2月末银行业总资产达到133.5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却有高达22%-53%为国债、金融债和同业拆借等非信贷资产。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货币政策所引发的经济高杠杆率风险。
向松祚比较了中国、美国 、欧盟和日本四个国家和地区的杠杆率数据,发现美国居民杠杆率最高,其次为政府和企业,最终因居民个人储蓄率太低而爆发了次贷危机。欧盟政府的杠杆率第二,其次是个人,再次为企业。日本则是政府所承受的杠杆率最高,企业次之而居民具备很高的储蓄率。而中国,企业的负债率最高,政府和居民均处于低位。
“任何一个要素的杠杆率偏高都不可持续。”他说。加之宏观经济形势有待好转、区域担保链风险潜藏等现实因素,一些中国企业最终可能不堪重负。
专家指出,由货币“空转”而引发的,可能是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转型与政策调整
“必须坦然接受未来经济增速将比过去低的现实,摒弃过于宽松、过于频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操作。”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向松祚也指出,不能再在传统思维里打转,抱着经济下滑就一定要政策放宽的老思想。
面对一季度新增的2.76万亿元贷款,潘向东认为现行的信贷政策不可持续,在现有基础上货币政策稍微收紧更适宜当下经济环境。
同时,间接融资体系出现问题时,直接融资渠道的转变需要跟上。
在潘向东看来,券商不承担经济体制杠杆,相对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来说风险较小,因而证监会目前对券商的过度监管,并不利于经济结构向创新型、服务型方向的调整。在银行贷款很难惠及实体企业时,过度监管券商不利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和生存。“首先应考虑让资本市场向中小企业倾斜,而不是只抓住银行贷款这一条途径。”
据统计,2012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专利申请国,中国个人和机构截至2011年末就向专利部门共提出52.6万项申请,将近全球总量的1/4.
但分析显示,上述研发项目绝大多数都属于政府投入,且多数停留在实验室和鉴定程序而尚未转化成生产力,全国企业研发经费平均占比仅1.8%左右。企业的资金问题、管理转型仍旧是捆绑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长期束缚所在。
专家认为,归根结底,金融体系痼疾是造成宏观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根源。
“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像一块正在承压的钢化玻璃,一旦压力超过临界值则整个体系都将碎掉。而金融‘空转’,正可谓一个承压最大的触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形象地比喻道,金融改革不但任重道远,更是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