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出现的经济下行可能是长期趋势。2008年以来，消费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为负，依靠投资拉动产能扩张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也不可持续。笔者认为，对经济增速下行应淡定，容许GDP增速下降到5%-7%。同时，加强结构调整，创造低增长、高就业、高收入的发展模式，要紧抓结构调整的“牛鼻子”，坚持房地产调控不放松，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提高宏观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一、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今年4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2.6%，跌幅超出市场预期，该数据创去年11月以来新低。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9.3%，比3月份回升0.4个百分点，但工业品价格下跌，说明产值回升可能是预期行为，不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同期，投资增长速度比1-3月回落0.3%；财政收入增长回落0.8个点；1-4月出口增长14.7%，但剔除对香港的出口增长，其他地区出口增长8.5%，比3月同口径增长9.18%有所下降；4月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增长3.1%，低于1-4月5.0%的速度。总体来说，由于价格、出口和财政收入下行，反映经济速度面临下行压力。不仅如此，市场还面临诸多变数。

　　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稳中下降。受欧洲经济形势和国际需求的影响，今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并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甚至出现了波动性下降。黄金、石油、铜等有色产品价格自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未创历史新高。受短期消息和投机影响，今年以来大宗商品出现了数次价格暴跌暴涨情况，国内也是如此。总体来看，由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国际大宗商品需求增长相对稳定甚至下降，同时大宗商品产能在2009-2012年急剧扩张，产能大于需求的局面将继续，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再创历史新高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相对稳定。

　　二是国内钢铁、有色、造船、化工、建筑材料、光伏等行业由于产能严重过剩价格下跌，行业市场并未出现转机。房地产投资虽然强劲，但难以推动相关行业产能投资的高增长。虽然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潜力巨大，但高铁、城市交通轨道等进行大规模投资面临资金困难，尤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和银行风险资产压力加大，甚至缺乏足够的消费者。例如，美国有1000多个机场(临时起降点近万个)，我国有185个，远少于美国，但至少40%的机场尤其是支线机场处于亏损状态，不具有大规模投资的可能性。因此，过度投资扩张(继续超过20%的增长速度)的可能性不大，也难以为继。

　　三是国际形势对我国依然不利。4月出口增长幅度在两位数以上，尤其是对香港出口增长66%，有些异常。长期看，出口形势并不乐观。欧洲经济并未复苏，失业率居高不下，5月2日欧洲央行再次降低了基准利率50个基点，预计欧洲经济2015年才会好转。美国虽然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但其长期可持续性在下降，美国正在利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以及其他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加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减少对我国的进口。总体来说，我国出口继续10%以上增长的可能性已经消失，由出口高增长带动国内经济高增长的可能性消失。

　　二、经济下行是长期趋势

　　去年4月以来就出现经济下行的种种现象，目前再次出现，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意味着我国依靠产能扩张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基本结束，需要开辟新的增长模式。在新的增长模式出现之前，经济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将持续一段时间。

　　从不利因素看，我们认为，制造业的下行压力，是短期现象，也可能是长期趋势。

　　首先，危机以来，经济逆向调节导致的产能过剩对增长速度形成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采取连续宽松货币政策救助金融体系，基本未救助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在危机中持续不断进行技术和结构调整，恢复缓慢。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刺激信贷和消费，使本该进行结构调整的制造业和原料生产产能急剧扩张，并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危机在短短的6个月左右就见底，国际贸易在2011年创了历史新高，大宗商品价格除石油外也大多创了历史新高。产能过度扩张，导致后续的产能过剩。2011年下半年以后，全球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长下降，价格趋向稳定性波动，全球出口增长从2011年的19.5%骤然下降2012年的3.2%。

　　其次，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已经得到纠正，我国依靠产能扩张的高增长基本结束。

　　印度、俄罗斯 、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中未受到冲击，相反其产能快速恢复和扩张，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和贸易份额地位迅速上升，但这些国家2010年以来大多陷入了高通货膨胀和高利率之中，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甚至出现了汇率的大幅度贬值。我国由于房地产投资旺盛，保持了高速增长，但也出现了物价快速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尤其突出。

　　2007-2008年本是我国经济紧缩调整过剩产能的年份，但危机的到来，不仅未紧缩、调整，反而扩张产能。2012年，光伏产品产能是2009年的7倍，钢材比2008年增长62%，水泥增长57.8%，十种有色金属增长45.7%。家电产品因政策补贴迅速增长，2011年达到高峰之后，2012年出现了缓慢增长和负增长，冰箱下降3.1%，空调下降4.5%，不仅如此，出口增长也远低于国内生产增长，家电产能、供求严重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发达国家战略调整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可能更不利。金融危机对全球分工格局进行了大调整，经济大国进入实体经济竞争新阶段。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分水岭，它对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发展进行了重新分工：新兴市场经济体主要发展低端制造业和贸易产品，获取贸易顺差乃至投资顺差，增加外汇储备到储备货币国家投资证券化的资产和金融衍生资产；主要发达国家发展虚拟经济和高端制造业及其贸易品，这一分工成为全球经济失衡和美国次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再次成为分水岭。一是危机救助从过去的财政、货币政策紧缩走向了宽松，救助从危机国家走向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全球流动性泛滥，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长期处于高位。二是危机国家保持了物价相对稳定，并出现汇率轮番贬值，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物价上涨压力下，汇率贬值，出口价格和贸易成本大大提高，其贸易品的竞争力下降。三是危机国家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实体经济地位，发展国际贸易。美国提出到2015年出口翻番计划，欧洲提出了新的贸易战略，欧美试图建立新的国际贸易体系和规则。全球经济进入了实体经济和贸易竞争的新阶段，而不再是原来的分工格局。

　　美国金融危机至今已有5个年头，未来两年左右，发达国家结构调整的效应将逐步凸显，我国出口面临市场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还需要指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谈判尤其是碳排放总量控制的国际谈判，对我国的压力越来越大，即使中国可以抵制，但一旦把碳排放作为产品的技术标准，就无法抵制了，否则出口就会急剧下降。

　　第四，原有的增长结构模式和速度难以为继续。对于我国经济速度的下行，有些人开出药方要继续采取刺激政策，比如扩大投资、降低存款准备金和利率，觉得这样经济增长可以回到8%以上的轨道，这可能是错判了形势。

　　一方面，继续扩张投资问题严重。2008年我国投资占当年GDP的55%，2000年只有33%，2010和2011年分别占69.32%和65.96%，2012年达到72.15%，继续扩大投资不可持续。投资扩张也导致国际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企业成本增加，产能严重过剩，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企业利润预期下降。不仅如此，产能过度扩张，也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空气质量下降，健康成本提高，生活质量下降。产能过剩和过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资源承载能力下降，石油、有色、钢铁工业的对外依赖度快速上升，经济的技术水平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

　　另一方面，消费、净出口的作用正逐渐弱化，预示经济增速必然下行。2008年以来投资占当年GDP的比重增加了17个百分点，而消费只增加了4个百分点，净出口下降了4个百分点，净出口对2008-2012年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为负。2012年比2008年，社会商品零售增长83.15%，而投资增长116.8%，贸易顺差增长负30.23%，名义经济增长65.36%。这四组数据极不协调。

　　把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项数据相加作为当年GDP，结论更令我们吃惊：2008年以来，消费、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没有提高，反而分别下降2个和4个百分点，投资却提高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消费和净出口对边际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经济增长只剩下“一驾马车”。消费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没有边际贡献，甚至为负，已经得到数据的印证。家用电器消费品销售量的下降是明证，而净出口贡献下降也很明显。

　　当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边际增长完全依赖投资，必然会因为投资过度扩张而导致产能过剩等关联问题。当“三驾马车”都缺乏动力时，经济增速下滑和结构调整就成为必然。

　　从上述因素分析来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将持续下去，市场可能会悲观起来，其脆弱性将会在股市和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上得以体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影响经济的有利因素依然存在。

　　首先，目前经济增速下降可能是短期因素所致。有看法认为，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是党政班子换届，短期难以做出新的投资决策。换届到位后，情况可能大变。这意味着第二季度后才能真正断定经济形势是否真的压力那么大。

　　其次，保持经济高增长的潜力依然存在。2013年各省市的经济增长指标远超中央安排，只有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河北、山东、辽宁等省市的经济速度在7.5%-9%，其余省区市在10%-14%，而且，这是省级计划，地、市县往往比省级安排更高。

　　此外，有可能出现第四增长极。从区域来说，过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通过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带动经济的三次飞跃，未来可能出现第四次飞跃，就是以内陆沿边开放和中西部崛起为支撑点的经济增长，这些省区的面积很大，带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

　　再次，城镇化带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过去的30多年，我国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有了全面提高，其中城镇居民更为明显，城镇人均经济规模远远超过农村。仅仅就沿海开放城市的市区与县以下的人均经济规模比较，目前也相差4倍。2010年全国人均GDP水平与沿海开放城市人均相差3倍多。假设2020年全国人均名义GDP的规模达到2007年的沿海开放城市水平，如果那时人口按照14亿计算，我国名义GDP就可以达到108万亿元，是2010年规模的2.5倍。可见，通过城镇化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极大。

　　过去的30年，我国城镇人口增长288.39%，名义经济增长达到109.06倍，人口每增长1%，名义经济增长37.81%。分阶段看，城镇化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有所波动。1978-1988年、1988-1998年和1998-2008年，城镇人口每增长1%，经济分别增长4.7%、10.2%和5.9%(2000-2010年为6.6%)，2000-2010年人口城镇化比重每提高1%，名义经济增长则达到22%，以前更高。这也表明，以城镇化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大有可为。

　　可见，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担心经济增长速度，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依然按照上述思路来保障经济增长，将加剧产能过剩，延缓结构调整，无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和要求，产业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将严重下降。而且，继续投资和扩张产能，将加快下个危机周期的提前到来。

　　三、接受经济中速增长增强调控政策有效性

　　(一)淡定看待经济速度下降

　　经济增速下降是迈不过去的门槛，继续高速度，未来5年将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应该看到，过度繁荣之后必然有低潮，目前速度下行有一定的必然性。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5%-7%，在全球就很引人注目，故不必为达不到7%以上而烦恼。相反，应该适应经济速度的正常下降，这可能更有利于掌握主动权，及早调整战略和产业结构，以保障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对经济速度回归常态要淡定，坦然接受经济中速增长。美国金融危机只是有限救助了金融，对实体经济救助有限。欧洲债务危机期间，面对各国的罢工、反对，坚持紧缩政策不动摇，企业和民众学会了应对危机，在危机中调整结构，实行产业升级和变革。我们也应该淡定，不能为了追求速度而采取新的刺激政策。

　　(二)加快战略和结构调整

　　根据2020年我国经济比2010年翻番计划，今年以后，经济增长年均达到7%就可以，但7%的速度不是平坦线，应有波动，最低可容忍5%左右的速度，以便后续增长更稳定和可持续。前面低些，后面高些，发展的质量会更好，环境会更好，人民的满意度会更高。故应利用速度下行阶段，大力进行结构和战略调整，推动体制改革。

　　首先，加快结构调整，创造和实现低增长、高就业的发展模式。经济增速下行时，出现一定数量的企业倒闭很正常。如果宏观政策试图让所有企业生存，很可能危害长期发展。只要净倒闭数有限，调整结构和改革的计划就不必变更，不能听到部分地区、企业、舆论的反映而惊慌。如果一遇到危机和困难，就大上投资项目，甚至要把经济增速维持在7%以上，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就会成为空话。

　　要制定有效政策让企业尽快进行战略转型和结构调整。具体包括，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和环境处罚执法，尽快推动碳排放总量控制和产品降低碳排放的技术标准，加速智能电网建设，尽快让可再生能源进入电网，让每家每户都可以直接连接电网。坚决淘汰国内落后、过剩产能和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严格企业质量和安全标准的执行、检查，制定降低能耗技术标准和预期目标，制定国有企业资金产出率指标和预期目标，提高资金效率，甚至把这些作为考核指标。

　　尽快结束以产能扩张来维持经济高增长的模式，创造低增长(经济增长为5%-7%)、高就业、高收入的发展模式，关键在于调整收入分配，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结构，提高劳动工资在增加价值中的比重，解决住房价格过高问题。这样，人们才具有更大的能力去消费，创造出更多的服务业就业岗位。

　　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中国农民的保障制度，包括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使农民敢于消费。这样既可以扩大内需，也可以调整结构。此外，结构调整要分区域和企业，并做出时间和进度安排。

　　其次，坚定有效地实行房地产调控。房地产调控是结构调整的“牛鼻子”。美国次债危机打乱了我国2007-2008年的房地产调控布局，此后房地产价格直线上涨，并推动产业结构逆向调节，也导致诸多行业产能急剧扩张。因此，当前结构调整的牛鼻子就是房地产调控，要让房地产价格回归合理水平。

　　过去的10年，房地产价格上涨4-6倍以上，屡调屡高，关键在于政策和制度设计不到位。国际经验表明，房地产调控的核心是禁止、限制非本地常居居民对住房的租赁、投资性购买，开征非自用住房的物产税，对持有两套以上住房者实行累进物产税，并建立有效的举报、违法检查和处罚制度。

　　房地产价格下降，不仅可以减少垄断利润，更重要的在于其可以降低生产、工资、生活成本，有利于推动各种服务业发展及其就业增加。同时，加大对保障房、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对商品房开发区，要求配备一定比例的保障房、经济适用房。

　　再次，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速度问题的根本在于就业，在于投资方向的选择。为什么如此高的速度仍然存在就业压力？问题在于资金主要集中到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房地产和交通运输，这些行业带动的就业数量相对少，资本密集度高，劳动密集度小。如果同样的投资规模到服务业，其增加的就业人数远超制造业。降低速度的同时调整投资方向，就不会带来就业压力。目前，应提高服务业比重，大力发展金融、养老、休闲、旅游、护理、家政、餐饮等服务业，并提供规范的职业指导和技术职称。以金融为例，可以大量增加营业网点，增加就业人员。国际经验表明，餐饮是就业人口比较多的行业，但我国以公款消费为主，餐饮不能社会化、成本化，阻碍了餐饮业的发展和就业。应取消公款消费科目，大力发展低成本、高就业的社会化饮食业。

　　最后，规范国有企业投资和行业行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对就业至关重要。但我国历次宏观调控经验表明，每次都只调控中资、小微企业，很少调控外资和大中企业，在危机中得到救助和支持的往往是国有企业或大中企业，宏观调控长期对国有企业、大中企业、外资企业有利，对小微企业不利。长期下去，可能出现民营产业国有化的趋势，不利于就业发展，经济体制会趋向僵化。

　　民营资本进入较早的领域，国有资本大量进入，占领资源，不仅导致资源紧张，也引发产能过剩。故要解决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对国有企业要明确定位，对竞争性行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要实行同等准入、破产和发展政策。同时，要规范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明确其主业方向。

　　(三)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其一，调整决策体制，加大问责，转变职能。宏观调控应区分决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检查，并实行问责。决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应三位一体。决策者干政策制定者的事，政策制定者干决策者的事，政策就缺乏可操作性，或操作无效，更难以问责。目前，要加强对政策执行的监督、检查、处罚力度，建立政策制定和执行效果的问责机制。

　　一是国务院与政府各部门应明确分工。国务院只对重大事项和法律 、法规做决策，并明确要达到的目标，将宏观调控的目标具体化。部门制定具体的政策加以贯彻和落实，政策的具体措施和设计要达到决策要求的目标。没有达到决策要求和设计的目标，上级应对下级问责和处罚。二是实行有效的问责制。国务院各部门内，要区分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评估、监督、检查、处罚，这样就可以层层问责，也可以让社会参与监督和问责。一些长期问题就可以解决。目前的根本问题在于几个方面没有区分，所有决策和政策都是国务院去拍板，部门政策成为国务院的政策，部门的事就是国务院的事，宏观调控制难以有效。三要切实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要使地方政府注意力不在经济增长，而在如何为经济增长服务，让政府的注意力重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重在把握投资项目的技术标准和质量、安全标准，重在市场准入门槛，重在公共利益的发展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建设、完善。这需要加快理顺财税体制，使政府职能逐步公共化。政府成为利益人，地方政府的行为必然是扭曲的，也必然会出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和决策博弈。

　　其二，理顺相关政策。一是理顺贸易政策。我国结构调整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贸的高速增长消化了产能过剩，这其中有市场原因，也有汇率政策和关税政策问题。建议采取结构性出口退税政策，取消或大幅降低对香港的出口退税率。对过度竞争、产能过剩行业或需要限制、控制的产业，完全取消出口退税；其他行业和产品则根据优先、鼓励、允许发展的分类，确定不同退税率。同时，采取结构性进口关税政策。对国内价格倒挂产品、消费品取消进口关税，增加进口，抑制物价上涨，取消先进、高新技术、设备和新能源、低碳技术、设备的进口关税。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并尽快升值到均衡水平，以加大对外汇储备的运用。

　　二是理顺要素价格体系。加大资源和环境污染成本约束，开征资源税和环境污染税，大幅度提高资源价格，提高污染费用标准，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引进设备，抑制企业低成本投资和能力扩张，鼓励企业进行创新，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让企业自觉进行结构调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具有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

　　三是多用财政政策，少用货币政策。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使用频繁，流动性严重过剩，2012年1.87元货币才创造1元GDP，资金效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因此，要谨慎使用货币政策，把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控制在名义GDP增长水平之下。要多用财政政策，继续结构性减税和物流业的税制改革，降低税负。同时，加大税收政策对调节收入分配和房地产市场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的社会保障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