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署公布了最新的地方债统计数据，36个省及省会与直辖市及重点区的地方债约为3.85万亿元，地方债来势汹汹，引发了新一轮担忧。不过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的专家认为，这个数字并不能真正说明地方债的问题，由于统计范围没有深入市、县两级，地方债的严重程度可能被低估。

　　地方本级债务两年增长了12.94%

　　审计署继2011年公布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普查”情况后，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又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了“抽查”，并于10日公布了审计结果。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475.81亿元，两年来增长了12.94%。

　　纳入统计范围的这36个地方是：3个直辖市本级及所属辖区-天津市、天津市南开区；上海市、上海市虹口区；重庆市、重庆市合川区。15个省本级及所属15个省会城市本级-河北省、石家庄市；辽宁省、沈阳市；吉林省、长春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江苏省、南京市；安徽省、合肥市；福建省、福州市；山东省、济南市；湖北省、武汉市；湖南省、长沙市；广东省、广州市；四川省、成都市；云南省、昆明市；陕西省、西安市；甘肃省、兰州市。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执行院长、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小川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统计并未深入省级以下的地级市和县两级，上海和重庆也仅仅分别统计了一个区，这样的统计范围得出的数字难以说明太多问题，一些基层的债务和财务状况可能了解的还很不够。统计出来的数据放到下面的县市去，是缺乏可比性与参考性的。

　　地方债务两年时间增长12.94%的增幅，要明显低于过去两年GDP和财政收入的增幅。例如2012年全国GDP总量约为8.23万亿美元，2010年GDP总量约为6.04万亿美元，GDP两年的增幅约为36%。同样过去两年财政收入的增幅也远大于地方债12.94%的增幅。

　　“两年接近13%的增长构成我们并不清楚。地方习惯借债搞建设，或举新债偿旧债，或是准备某些应急性大型项目建设。这个数字能说明多少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刘小川说。

　　审计署的数据显示，从债务形成年度看，2010年及以前年度举借20748.79亿元，占53.93%；2011年举借6307.40亿元，占16.39%；2012年举借11419.62亿元，占29.68%。而本报记者通过官方数据对比发现，2012年一年举借债务数量占总债务数量29.68%的债务占比，已经明显超过当年趋缓的GDP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了。这或许多少能说明2012年债务问题呈现明显的增压态势。

　　刘小川认为，中国昔日的经济高增长与大量举债有关，但这种方式缺乏可持续性，一旦到达一定的承受阈限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制约。

　　需做好应对债务风险准备

　　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11个省本级和13个省会城市本级2012年债务规模比2010年有所增长，其中4个省本级和8个省会城市本级债务增长率超过20%。一些省会城市本级债务率和偿债率指标偏高。

　　“债务问题是否严重不能只看数额大小，必须与当地的GDP、财政收入、债务总比重、还债付息进程等情况紧密联系，债务量大的地方各项经济数据健康未必会有债务危机。每个地方都在举债，统计口径又不统一，加大了债务状况判断难度。”刘小川说。

　　新京报综合各方信息披露，由于偿债能力不足，一些省会城市本级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

　　审计署数据显示，5个省会城市本级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最高的达38.01%。14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逾期181.70亿元，其中2个省会城市本级逾期债务率超过10%，最高的为16.36%。

　　审计署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审计结果还表明，地方政府变相融资问题突出。审计查出的地方政府变相举债融资资金，合计2180.87亿元，占这些地区两年新举借债务总额的15.82%。变相举债融资的手段“多元化”，不仅包括信托贷款、融资租赁、售后回租，还发行理财产品、BT、垫资施工，甚至违规集资。

　　刘小川认为，中国的国情利于化解此类债务问题，地方债务压力最终会转嫁给中央，目前中央尚未受到较大冲击。

　　财政部最新公布的财政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749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744亿元，增长6.2%。其中，中央财政收入7170亿元，仅仅同比增长了2.6%。

　　在收入低缓的局面下，中央对地方债的承压能力如何？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付志宇告诉本报记者，由于有过去财政收入高增长时积累的预备金，中央抵御风险的能力不会因为一时的收入增长缓慢而受到较大削弱。

　　刘小川表示，除了财政收入，政府还有政府资产、土地、国有资本金、资源收入等做支撑。由于有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如果迫不得已，采取适度通货膨胀也能缓释债务风险，我们的抗风险能力要比西方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