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

1989年的一个夏天，留学美国的王巍正在候机楼翻报纸，他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实习，准备搭早班机返回纽约斯特姆大学。无意中，他注意到人们争相同一个匆忙赶飞机的老人握手，老人从人群中望见了他，他也认出了对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尼克松停下脚步，问王巍：“你是中国人吗?从大陆来的?”“是的，我从北京来。”王巍回答。尼克松异常兴奋：“太棒了!我爱中国!”王巍不假思索，冲上前握住尼克松的手：“谢谢，我们也爱你。”人群很快散去，王巍还站在原地，他想，这个同毛泽东携手打开中国大门的美国人居然有这么长的手臂。

几年前，上海有家媒体把王巍形容成金融浪子，说他是体制内的“坏人”，大体因为他在中国银行呆过，在单位挽留下坚持要停薪留职去美国，回国后参与筹建南方证券一直做到副总裁，在中国股市最热闹的时候却选择了辞职。“下海”后，他仍不安分，搞了两个行业协会，还著书立说，跑到商学院给人讲课，要制定行业规范，得了一个“中国并购之父”的诨名。

这样一折腾，王巍就过了50岁，但他还是一个“浪子”。2010年，他不声不响地在天津建了一座NGO性质的中国金融博物馆。之前，中国还没有专门的金融类博物馆，甚至没人公开提过。没人相信王巍是认真的，他收藏的人民币币种还没有女儿多。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是最早和他交流这个想法的人，开馆前两天，崔告诉他：“其实我从心底里一直不认为你能做成”。他一做就是俩，去年，中国基金博物馆在苏州开馆。

采访王巍时，他突然把记者拉到电脑前，炫耀地指着一组PPT，滔滔不绝。里面是他为长江商学院讲课准备的教案，做公司占据他的时间，现在不到三分之一。

金融博物馆落地后，吴晓灵、夏斌、陈志武、许小年、张维迎，中国经济圈叫得上名字的人几乎都加入到了顾问团队。去年，王巍又拉上更有号召力的好友任志强入伙，组织起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邀请了陈东升、王维嘉、许小年等一批政商学界大佬做讲演交流，嘉宾自费，观众免费，半年来了3万人旁听。今年，他还准备再把柳传志和马云这样的人物拉进来。

王巍特别喜欢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的一句话：尽我所能，爱我所做。他生在政治年代，成于经济改革，接触过土老板，也喝过洋墨水，他从一个体制内高管变成了一个个体商人，赚了些钱，最后花在了博物馆上。

天之骄子

同尼克松握手时，身在海外的王巍并没意识到，中国的改革道路开始进入一个拐点，他始终觉得，身在历史转变的节骨眼上，能够参与改变，推动历史，会带来莫大成就感。一想到这些，他就无比亢奋。

王巍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那时，中国还没有“金融”这个概念，邓小平被《时代》评为了次年的年度人物，他在东北财经大学开始主修会计专业。

王巍从来都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从小学到中学，他受过最多的批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骄傲散漫，不守纪律。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老家辽宁某地的建设银行工作。一年后，王巍被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录取，到了北京。

从地方到中央，王巍看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在辽宁时，他感觉自己大学毕业，人五人六，但在当时精英云集的北京五道口，同学都来自北大、清华、人大这些最好的学校。自己的信息量、学术、思想、经历与这个环境相差太多，王巍有了压力，他开始感到自卑，但很快就变成了自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没有固定的老师，都是从各大高校请来名师讲课，限制较少，这些教授通常会把最精华和最前沿的东西拿出来，高度提炼但缺乏系统。王巍逼着自己去消化这些知识，同时，他和大批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一起读书，交流。毕业时，“见了世面，经历风雨，长了才干”的王巍发现，自己已经不输于大部分人。

1985年，邓小平第二次成为《时代》的年度人物，中国民间开始流行一首叫作《跟着感觉走》的歌曲：“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那年，王巍从“五道口”毕业，分配到中国银行工作。内心强烈的冲动告诉他：要做点什么。他利用业余时间，同一批金融界的改革青年一起，创办了一所名叫“财政金融函授学院”的民办大学，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讲课、编教材，同时，他们还组建了民间机构“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经常聚到一起，讨论中国经济改革问题。

也在这个时候，王巍觉得，中国既然要走向世界，自己就应该到外面去看看，留日潮、留法潮、留苏潮之后，轮到他，留美潮来了。一开始，中国银行并不希望他离开，要求他再工作一年。

1987年，王巍到了美国，他再次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一种更强烈的反差。他当时想，可能活一辈子，中国也不会发展成这样。反差不单单是物质上的。在国内，社会对人的摧残，把人约束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到国外，突然没人管束你了，内心突然充满喜悦，就像解放了一样。

除了正常学习外，他还在花旗银行、大通、世界银行等公司实习，勤工俭学，赚取生活费。更多时候，他和一批同样留学海外的优秀金融人才聚会讨论。

当时，美国主要有两家自发组成的中国经济研讨组织，一家是中国留美商学会，主要是中国留学生参加;另一家是中国资本市场促进会，由华尔街一批年轻律师和银行家构成。王巍是这两家机构的常客，和他经常结伴参加的，还有上一批留美学生王波明和高西庆。

不久，王波明和高西庆准备回国，那时学成回国的人并不多，王巍提议王和高“应该带点东西回去”。于是，一群人商量，最后决定由王巍执笔，写一篇5个章节的政策建议，讨论规范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

没想到，王巍刚写完一章总论，另外二人已经启程回国，并且把它交给了当时的张劲夫和谷牧。白皮书中的建议受到了高层重视，授权下，王波明、高西庆和国内一批学者，成立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

王巍起草的那章总论成了联办后来发布的“金融白皮书”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