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落差

1992年初，88岁高龄、两次当选《时代》年度人物的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发表了“南巡讲话”，中国改革有了新的流行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在纽约，王巍第一次唱起了卡拉OK，他记得当时唱的第一首曲子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后来，大伙集体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唱完，哭成一片。

原本这是大使馆为王巍准备的回国欢送会，计划中只有十几个人，最后来了一百多个，很多与他素不相识的人专门赶到纽约。“印象中，风波后整个中国万马齐喑，这些人想看看，第一个铁心回国的那批留美博士究竟长得什么样。”

主角王巍没有哭，他说，好像在场的人只有他没觉得悲壮，反而很兴奋，他从始至终都觉得中国肯定会向前发展，“南巡讲话”前，他已经决定回国。中间，为证明自己不是混不下去才回国，他还应聘进入高盛然后又马上回绝，为此，当时高盛主管招聘的刘二飞气得一年没搭理他。

5月，留学5年后，王巍第一次回到国内。因为倒时差，他第二天早晨5点便起了床，从王府井走到天安门广场，又走到朋友开的一间公司。几个小时候后，他决定先在朋友那里干，等待国家安排工作。

“南巡讲话”前后，是中国证券市场快速成型的年代。1990年底，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开业，1992年9月，人民银行批准组建国泰、华夏、南方三大全国性证券公司。33岁的王巍被派往南方，参与南方证券的筹建。

即便是2004年，南方证券因为挪用客户储备金和巨额亏损成为了历史，王巍还是认为那里汇聚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成立之初，谁也看不到未来会怎么样，金融公司有什么前途，但所有人都充满闯劲，努力想创新。”王巍说，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南方证券是相当愉快的。

在南方证券，王巍最早负责筹备海南分公司，担任总经理。后来，他调回北方，在北京筹备了北部湾国际信投公司和基金部，做到副总裁后，开始主导基金业务和并购业务。他说，在中国，“并购”这个词就是自己最早提出来的，他不喜欢先前“兼并”的叫法，“感觉像东汉末年豪强兼并。”但他注定要和“豪强”打交道。

王巍在博客里写过这样一段回忆：他在辽宁做一笔发行业务，政府各部门都想从中渔利。看到他和政府部门关系没处理好，一个叫杨大勇的人提出，要把说好的承销费降低几百万。杨对王巍说，自己烧锅炉出身，在沈阳叫作码头(黑社会大哥)，如果他不同意，就让600万沈阳人民扒了他的皮。王巍当时懵了，他第一次带兵“打仗”，不能让公司开门就损失几百万。等了4天，确定对方来不及换券商，王巍单独找到杨大勇，把领带一甩，对杨说，我从国外回来的，回国玩一玩，玩不好我可以照样回去，你不能玩，多少股民都系在你身上了，我有名我有利，我只担心名不够大，这次是中国万众瞩目的第四只股票，我今天就不签字了，我就废了你这上市公司，我全国出大名，明年拍屁股走人，看600万沈阳人民是扒了我的皮还是扒你的皮。最后，俩人在电视里握手言欢。

在南方证券，王巍几乎每做一个单子，背后都有非市场化的力量在相互博弈，“政府关系、公关、江湖势力”。其实，在中国市场环境里生存过的他早有心理准备，反而感觉如鱼得水。在南方证券待了两三年后，另外一些事情让他不能适应。

1994年，潘虹和刘青云主演的电影《股疯》，刻画了中国第一代股民的疯狂。从事证券，王巍却至今没有买过一只股票，他坚持认为，作为投行，应该做服务而不是炒股票和房地产。

南方证券做出眉目后，王巍过得愈发不愉快，通常是上面给他一大笔钱做业务，但投给谁都定好了，完全跟他没关系。有时候他有新的想法，把自己说兴奋了，其他人却无动于衷。他还很不习惯领导出差一大群人去机场接送，接完了一起连玩带唱。“慢慢地大家都觉得你很清高，得罪了很多人，在公司你变成了少数派，就出去了。”王巍说。

1996年，上海股市从五百多点冲到1250点，深圳股市从九百多点一直冲到4200点，中国股市迎来了第一波“大牛”，王巍从南方证券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