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重生

阎焱的父亲祖籍河北石家庄，母亲祖籍安徽池州，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是南下的老干部，而母亲是1947年当的兵，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解放战争结束后，就一直在安庆，而阎焱就出生在安庆。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阎焱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那时候的他也走上街头，贴大字报，因为没钱买墨汁，就用黄泥巴代替，字写的也像拖把拖出来似的。这引来了众人的围观，那么小的小孩子，在人群中的中央—那一刻的阎焱觉得自己特别的懂事。

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文革”之中，阎焱的父母都是干部，自然未能幸免。父亲的工作没了，在家歇着，但依然会被红小兵拉出去批斗。那个阶段，阎焱的父亲又有严重的肺结核，他的身体也经受不住无休止的批斗，于是，他逃了。

阎焱父亲躲在一个农庄里，而这个农庄的厂长是他当年南下时的部下。阎焱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会议室，里头用报纸垒起来，像一堵墙，而他和爸爸就住在报纸垒的墙后面。

有一天夜里，阎焱被父亲的咳嗽吵醒了，他看到，父亲在吐血，一脸盆的血。于是，就连夜找人，但那时候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那时也没有什么医生，后来，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医生，诊断出来父亲是肺部血管爆裂。

批斗，疾病，鲜血……尽管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对于十多岁的阎焱来说，他不大会去思考这个世界怎么了这样沉重且又得不到答案的问题。很快，他就找到了他的乐子。

安庆是个老城，有一个民革。民革有一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多书。但那时，门都被封起来了。阎焱撬开了其中一个窗户，顺着窗户爬了进去，在里面，他看了很多那个年代的禁书，《牛虻》、《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封神榜》和《红楼梦》等。

从窗户里爬进去，然后再从窗户里爬出来，一天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这样的日子，阎焱过了两个多月。书里的内容对阎焱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他跳出了他那一代人的宿命。

通过阅读，十多岁的阎焱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共产主义理想之外，也有很多并行不悖的价值准则和道德准则。

但在那个年代，整个社会被一种政治化浪潮所席卷，而留给一个青春期孩子的内心的，只能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对于阎焱来说，他时常被红军长征，延安的革命事迹所打动，而父亲在他小时候给他讲述的一些故事，抗战时如何打鬼子，如何打游击战。在阎焱的心中，这些人都是英雄。伴随着“文革”的到来，有的英雄都躺在了病榻上，或者被批斗摧残。

尽管当时社会环境很严酷，但对一个男孩来说，世界依然是五彩斑斓的。16岁时，因为出色的身体条件，阎焱被市体工大队看中选进了排球队，成了一名专业排球运动员。那时候，阎焱经常为了自己的队友同别人打架。

两年后，阎焱离开了排球队，他跟随着众多的知识青年一样，参与了上山下乡运动，阎焱插队的地方是安徽省潜山县，他是1975年的2月插队的，1978年的2月份离开的，呆了整整三年。

那时候农村的生活很穷，非常的艰苦，跟常常讲到的美好理想之间，简直是天壤之别。他开始对过去所信仰的一些东西开始重新思考。“那个公社书记，一手遮天，为了一点的私利，知青们会去买表贿赂他。”

处于这些现实中间的阎焱，每天的生活大致都是如此，背朝黄土面朝天，对于阎焱来说，他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未来或许就是在那个地方生活一辈子，但他又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与他同时下乡的7个知青，都随了大流，偷农民的鸡和菜，打架。

孤独而绝望。他想离开这个地方。于是，阎焱就跟随妈妈来到当时的潜山县县长董怀昌的家里，董曾经跟阎焱的父亲一起南下，是他父亲的手下。但父亲嫉恶如仇的性格，是不可能为了儿子去求任何人的，插队三年，父亲也从未去过潜山县一次。

在董县长是北方人，媳妇是潜山人，在家里对这个曾经上级的儿子，董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阎焱掉头就走了，此后再也未去过那个县长家里。1977年阎焱考上了南航飞机系飞机设计专业并顺利毕业。

四年后，他被分配到江淮航空仪表厂担任工程师，但是工厂里的生活很快让他觉得厌倦，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当时我是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特别想改造社会，因为我插过队，知道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所以特别希望能为社会做点事，能改变这社会;等我分配到工厂去以后，尽管是总工程师，但是工程师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地位是很低的，你发现什么也改变不了。”阎焱回忆说。

做了两年的工程师之后，阎焱毅然决然地转轨了。

1984年，他以第一名的分数考上了北大社会学系，师从费孝通。理由很简单，他想改造社会，当然，实现这个理想，最好的是进入仕途。在当时的阎焱看来，中国人对权力的遵从和崇拜远远超过任何东西。

那时的阎焱理所应当地认为，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的，毕业了一定能进入政府部门。整个“文革”期间，社会学被看成右派学科，而1978年到1984年，只有三个大学开设了社会学的学科，北大、南开和中山大学。那一年报考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的有几千人，阎焱考取了。

北大的三年时光对阎焱来说，充满了里程碑式的意义。一个胸怀理想，热血沸腾的知识青年，在未名湖畔，开始思考他所经历的人生，他开始探寻他对现状不满的深层次根源，在阎焱看来，他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本能上的愤青。

“比如说那是我们早年对民主的理解，什么叫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到了北大以后，我才知道，其实民主的精髓不是这个，民主的精髓真正是在于保护少数人说话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所以北大对我来讲，是我真正的开始在理性上启蒙和觉醒的阶段。”阎焱如此说。

在北大读社会系研究生的时候，阎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北大学生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1985年的一段特殊的经历让阎焱内心非常失落，他内心依靠从政来改造社会不公正的想法动摇了。他觉得在一颗大树上，如果处于枝丫的位置，或许只能成为加大风力或者降低风力，于树干本身力量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