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导航然而，徐光勋又确实是一个让记者掏不出故事的人，如果你是第一次采访他，关于他的个人经历一定会被他滴水不漏的几句官方说辞一笔带过，就连两进两出纳斯达克的个中原委，徐光勋也始终选择了最为职业的方式，三缄其口，避而不谈。
如今他依然活跃在资本圈，做着同样的工作，他所在的圈子多低调务实，在圈内做事情自有口碑。
于是，关于这位元老级人物的专访，记者在近距离接触他几年之后，才得以就所观察和了解到的徐光勋浅描几笔。
如果不是与徐光勋熟稔，你很难想象严苛和萌态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是什么样子。他是严苛的，刻薄的批评把小姑娘说哭而不自知;他是性情的，与朋友相聚，兴之所至，席间引吭高歌，萌态毕现。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混合体，经过时间的打磨，更似浑然天成。
徐光勋最为欣赏的一句话是如今已经广为人知的那句“让他们说去吧，你走你的路”，其实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但丁《神曲》中是这样说的：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长道短!要像一座卓立的塔,不因为暴风而倾斜。不知这是不是这位为纳斯达克在中国开疆辟土的老将在金融业界浮沉至今的一个人生注解。
牡丹江畔 拼命徐郎
与任志强同龄的徐光勋成长于牡丹江畔，也因而在那场高纬度作战的珍宝岛保卫战后，时任副排长的徐光勋被派前往架设电话线，他们一行33个人更一度被困珍宝岛。
颇为有趣的是，徐光勋在青少年时期还曾被当做运动员苗子来培养，这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这位在工作上堪称“拼命徐郎”的强健体魄。
徐光勋的过人精力令许多人自叹弗如。即使第二次出任纳斯达克中国首席代表时他已五十多岁，但每天的工作都要持续到很晚，他的原则是，半夜十二点工作人员可以停止向他报送文件，但他手头的工作一定要处理完毕。据一位接近他的投行人士告诉记者，有一次徐光勋带几个年轻小伙一起出差，几天连轴转，甚少休息，小伙子们早已体力不支，但徐光勋却依然精神十足。徐光勋自己也承认，每天凌晨两三点入睡，五六点起床赶飞机，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
不是不累。徐光勋对付疲累的办法就是吃。他无法保证睡眠，但一定会保证吃好。徐光勋食量很大，通俗点说，他很能吃，通常都要两份饭才能吃饱。在他看来，每天那么累，再不好好吃饭怎么行。累极了，徐光勋喜欢喝参鸡汤补充体力，这是朝鲜族补养身体特有的一个法宝。母亲家族中有朝鲜族血统的徐光勋，不仅在相貌上带有地域特色，能说一口流利的韩语，在饮食习惯上也颇受影响。当然，现在的徐光勋，中西贯通，并不独爱这一口。
工作的意义不只为钱
空中飞人的生活并不舒适。但有一类人对事业就是有着无比强烈的热爱，这种热爱足以抵消种种辛苦。徐光勋就是其中之一。记者问他工作对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值得这么拼命?徐光勋的回答一如往常的朴素，在这个靠言论出位博眼球的时代，他很少有夸张华丽语出惊人的言辞，他总是用最简单的词语向你讲最朴素的道理。这反而让人感受到一种返璞归真的力量。
他说：“工作是人一生中的一部分，是躲不开的一件事情，既然做，就要做好，对得起用你的人，对得起周边的人，这就要不断完善自己。机会一直有，但只给有准备的人。做一件事情，就想不顾一切地把它做完做好。”
他还说：“人存在于世界上就需要物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需要钱，工作一点也不为了钱，我是还没到那个程度。但工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并不是钱，比方说，这家公司可以通过这种途径实现目标，而我又可以做得到，那就先帮忙，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会有物质方面的收获。生活和事业常常交织在一起，某种意义上不是纯粹的工作，能够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拿到他们需要的资金，找到要找的人，通过努力把公司结构做好，通过自己积累的经验帮助公司实现他们的目标，这个过程也很享受。”在徐光勋看来，工作是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
哲学是武器 历史是镜子
从徐光勋对记者提问的回答中，不难看出他对哲学和历史的偏爱。在这个阅读愈来愈碎片化和娱乐化的时代，他仍执着于寻找老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次又一次翻读伟人的经典理论。徐光勋认为，哲学会让人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里看问题时能直接找到根源。
而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在中国做事情，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很难找到正确的答案。每个历史阶段转折点的特点是什么，今天所有的问题是怎么来的。如果不知道过去是怎么形成的，很多事情都解释不清楚。上市的事情也涉及到中国当代的历史”，徐光勋在接触中发现，很多人经常忘记今天的中国是怎么过来的，看问题的时候时常会断章取义地片面解释，徐光勋告之：“你们如果不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根本找不出答案。”
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
必须承认，徐光勋的成功是必然。他的故事恐怕会让那些想走捷径成功的人失望，因为徐光勋从牡丹江走向世界的人生轨迹，恰恰再次验证了那句话“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本科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的徐光勋，在中国社科院完成了研究生课程。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宏观经济研究，后来才转到金融领域。从一个毫无金融知识的菜鸟，到一个出色的金融业界工作者，有机遇更有努力。
徐光勋回忆，当年他以出色的外语成绩顺利赢取了中国银行派驻英国工作的机会。“如果在两个人之间选择出国公派的机会，一个懂外语不懂金融，另一个懂金融不懂外语，放在一起，必然结果是，前者获胜的可能性更大。”
徐光勋被派往英国伦敦后，曾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信贷和国际业务部工作。“在英国一直和国内的同仁保持联系，也经常打电话给财政部和证监会负责国际事务的朋友，讨论金融、财政问题，甚至小到个别金融专业术语如何翻译成中文等事情。”
数年后徐光勋回到国内，出任中国银行哈尔滨国际信托投资咨询公司副总经理。此后又出任中信嘉华银行助理副总裁兼伦敦代表处常驻代表。
后来再次返回伦敦时，他获取了伦敦密德萨斯大学的MBA学位。
再然后，九十年代，当纳斯达克为进军中国市场而苦苦寻觅良将之时，徐光勋递上了出色的个人简历，一举成为纳斯达克钦点的“纳市中国第一人”。
职业梦想 盼国企去纳市
拓荒者总免不了要多做许多概念普及的工作。徐光勋在中国的初期工作出乎预料的艰难。最开始纠缠于“‘那是达克’和‘这是达克’有什么不一样”的问题，再后来，当许多人开始怀抱纳斯达克梦之时，纳斯达克却已在无形中被定位成高科技公司的俱乐部，这显然为纳斯达克高层所不认同。于是，徐光勋又多了一项工作，在各种场合不断重申纳斯达克不等于高科技，但这种微弱的声音，在众多高科技概念股纳市神话面前，往往被轻易掩盖。
一部分由于这种概念上的误解，迄今为止仍没有一家国有企业赴纳斯达克上市。这是徐光勋认为他在纳斯达克期间最为遗憾的事情。“实际上，纳市所谓的高科技概念股只有25%左右，其他的都是金融业、制造业、医疗保健业的公司”，徐光勋介绍，在欧洲市场，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他们在中国市场要想把一家传统企业带入纳市，工作量往往要比欧洲的同事大一倍。
而没有一家国企肯去纳斯达克的原因，虽然有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原因，但徐光勋也毫不避讳自己的原因。尽管在宏观上很多事情他没办法控制，但从微观的工作责任角度来说，徐光勋认为自己应该更积极主动做一些富有挑战性的宣传，那样效果会好一些。
他坦承，这与他当年由于想当然而没有及时纠正路线有一定关系，当时的徐光勋恍惚间也没有意识到什么样的方式去打动这些国企更有效。如今想来，徐光勋认为当时在宣传纳斯达克方面没有到位。
也有人给徐光勋提过醒，“但我当时还是以常规的方式做纳斯达克的宣传工作，没有达到应有的级别、层次和深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界对纳斯达克的看法”。
“做事情本事要过硬，过程中要认真，潜意识里不断地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要尽心尽力做好。尽管到目前没有成功引领一家国企到纳斯达克，但我没有偷懒，很认真地做工作，自问对得起纳斯达克，对得起国内相关机构。”
失败才是成功之母
徐光勋认为，所谓的不成功经常都是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而不是一开始的战略目标不对。不同的人做事方式不一样，就像十个人开车会开出十种不同的风格和速度，做事也一样。
“上市表面上看起来好似很简单，但需要更深层次的对金融、上市、历史文化各方面情况的综合把握。宏观上，是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微观上，是一个公司的文化、一把手的理念，左膀右臂的团队，如果具体做事的人综合能力达不到，也很难成功。”
面对不成功的事情，他也会回过头来假设：如果当初这样的话会不会更好一些?会不会就拿到这家公司呢?但他现在的认识是：有时候假设会害死人。因为如果早知道假设的话，就不可能有历史的东西，所以过去就过去了。
与大多数人看重成功不一样，徐光勋格外看重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在这个急功近利略显浮躁的社会已经很多年消失于人们耳畔，但却是徐光勋常常提及的一句话。“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而后继续往前走，尽量走直线。成功没办法复制，没有什么真正的参考价值”。
记者问他，如果他再次重返纳斯达克，是否会与以前的做法不同?徐光勋否定了重回纳斯达克的假设，但他承认，现在的他肯定比以前更有想法。
“找对执行人很重要。明天会是今天的继续，所以要找对今天的人，做对今天的决策。说来说去都归到人的身上。”
理想很远 现实很近
理想很远，而现实很近。没有一家国企到纳斯达克上市的结果，让徐光勋有一段时期也陷入烦恼和苦闷。但他明白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并不会因为你不高兴而改变，想太多无济于事。
历经世事的他，身上依然会偶尔闪现理想主义的一面，但更懂得怎样去对待生活产生的差距。
“理想是主观的想法，现实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某种意义上，每个人的理想不能太超越现实。如果太超现实，反而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负担，客观地恰如其分地理解好现实的东西。要实现理想，需要自己不断努力，不断充实自己，不断适应客观存在;而更重要的是要想得开，理想没有实现，有时候不是你不行，而是客观上的东西与你想的不一样，这种时候要正确地对待生活产生的差距，过去的失败就让它赶快过去，重新矫正自己的路线，继续前行。”
答应过的事情一定做到
在记者的采访和接触中，发现几乎成大事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品质，那就是重诺，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这一点在徐光勋身上也不例外。
与徐光勋接触，他不会轻易答应或允诺什么，但只要约定了，不管大事小事，公事私事，他都一定会做到。
徐光勋不喜欢下结论，即使已经有足够的人生阅历，他也不喜欢对一件事情轻易下结论，在有关创业板的采访中他一直在强调的也是：不要过早给创业板下结论。
在复杂的资本圈中，面对形形****的各路人马，即便是老辣如他，也难免会有那么一刻的迟疑，但他面上从来不露声色。而最后的判断，不拿到他所认为的关键数据，徐光勋不会轻易松口。他骨子里是一个务实的保守派。
但徐光勋一旦认准了，就会走到底。“努力把事情做好，不要自己骗自己，不断地充实自己加强自己”，说到这里，徐光勋忍不住轻笑了一声，似乎对于这种自我“吹嘘”仍有点不习惯。“工作上一定要认真，生活上尽量宽容，包容周边不同类型的人。批评归批评，但不要老记着别人的缺点，斤斤计较，还是要多看他们的长处、好处。从别人身上多学些自己不足的地方”。
无疑，相较年轻时的冷厉严苛，岁月让他多了一份包容。
徐光勋身上有一个小细节令人有些意外，在苹果手机近乎街机的今天，徐光勋使用的仍然是那只跟随他多年的老牌诺基亚手机。
在这个多变的时代，不变也许也是一种珍稀的品质。
我反对IPO发行不审
《证券日报》：在创业板推出前后，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创业板理想的市盈率应该是30倍左右，您的这一判断现在也已基本实现。您是如何做出这一判断的?
徐光勋：创业板推出前后，我经常被人问，创业板理想的市盈率应该是多少?纳斯达克这些年正常平均在24倍到30倍。考虑到中国还在发展当中，创业板市盈率到30倍附近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证券日报》：您对现在的创业板如何评价?
徐光勋：创业板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在一级市场上，创业板的融资功能还是比较成功的。尤其是在去年欧美资本市场很多发行都停下来的情况下，创业板很多公司的融资基本上还是能满足其要求。
《证券日报》：我们的股市总是出现与宏观经济不相符的走势，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徐光勋：我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中国资本市场总是呈现出与宏观形势和具体业绩的反方向走势。大家觉得好的时候，中国股市不涨，外围市场上涨，中国股市还是不涨。我称之为“中国现象”。美国在金融危机、欧债等不利因素影响下，表现不错，而反观国内，各个方面都不错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指数却始终上不去。
宏观和外界因素对股市会构成很多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公司的获利能力。我最近也经常在美国和欧洲跑，我发现尽管欧洲和美国都存在举债过多等负面影响，但单看美国每个公司的基本面却不差。这些恰恰是直接影响资本市场往上走的因素，而国内又恰恰没有及时掌握到这方面的因素。
《证券日报》：创业板退市制度于5月1日起实施，您对此如何看待?
徐光勋：这也跟上一个问题有关。中国股市为什么上不去?影响股价的因素有很多，最直接的就是投资者对市场看好还是看坏。如果他们不积极去买卖，资本市场就失去了动能。
而退市机制会影响到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看法和态度。如果差公司也能一直待在资本市场，有意无意可能就会连累到好公司的价值形象。“差的都在那里，好的也好不到哪儿去”。这样最终就导致人们对资本市场的低信任度，不愿积极投入到资本市场中去。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但理论上是这样。
退市机制本身就不应该讨论来讨论去，上市和退市本来就是共存于一体的两个组成部分。
当然，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来说，没有单一的灵丹妙药，没有单独的某一点是能够刺激中国股市的。
《证券日报》：有人认为中国的IPO发行应该取消审核制，实行美国那样的注册制。您对两种制度怎么看?
徐光勋：我反对不审。这么严审的情况下都会出现漏洞，更何况不审。我绝对相信，如果中国像美国那样搞所谓的注册制，作假的人更多。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地拿美国的注册制说事儿。国内审还是要审，现在的审也是为了几十年以后的不审。
事实上，美国虽然是注册制，但在审核时比任何国家都更为严格。比如，在韩国和日本可能不是问题的问题，在美国，监管机构就会打电话询问，严重的话，各种各样的处罚可能都会有。美国是注册制不假，但审核的内容、深度、广度、追溯的程度，都比我了解的亚洲国家严格得多。就事论事地比较，就会发现中国周边很多国家资本市场的情况其实还不如中国。
而从资本市场发展的过程来看，美国一开始也并没有成文的章程。1792年纽交所成立到1933年美国证券法诞生，这么长的时间里，根本没有成文的规定。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出世，从这里才决定要成立一个监管体系，即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只是一个例子，可以看出，一般在开始的时候监管都是很松的。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比美国晚了200年，现在又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人们的脑袋不再那么单纯。在中国想都不要想注册制，还是要严格地审。
只是，证监会能不能不要自己做审核工作，而是去监督审核者?类似美国证监会的职能，做一个最终的监督者，把审核和监督的权力分开。美国的审核工作是交易所去做，SEC监督交易所的工作。美国SEC一方面看递上来的IPO材料，一方面也看交易所的人是不是秉公办事。
监管者不是要替投资者做判断，而是要保证投资者掌握足够的信息，让他们自己做决定。欧美股市其实出过很多大事情，但股民都比较淡定，就是因为监管机构做到了这一点。
《证券日报》：您对中国的资本市场最核心的建议是什么?
徐光勋：大力培育中国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美国现在有资格参与资本市场的机构5000多家，而中国刚刚过100家。机构才是市场中起稳定推进作用的角色。机构的问题不解决，中国股市很难正常往前发展。
上世纪80-9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GDP是前三名，法兰克福和东京的资本市场也很活跃，但最终没有成为世界上认可的国际性的金融中心，最大的原因没有那么多专业人才。
资本市场需要专业人士和机构来参与，而这个不是一年两年能培养出来的，现在就应该马上开始有意识的培养，这个可以划到政府职能中去，每年拿出一部分资金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现在应该认真地考虑机构数量这么少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