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超将进入休假期，但以球员为核心的“转会”市场仍然运转——16家俱乐部开始物色人选，为下半程的联赛广积粮、深筑墙。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球员增补的背后，多了一批职业化的“操盘手”。这些被称为“中国足球经纪人”的人士，手握重金，通过自己的“嗅觉”洞察各支球队的需求，在世界各地完成“交易”。

    长久以来，国内足球队引进外援的方式主要依靠猎头的资源。后者获得独家的俱乐部交易信息后，寻找相匹配的球员资源，赚取佣金。而今，效仿南美一些国家的‘私募模式’，是另一种路径：通过资本的介入，让球员的买卖变得更加商业化。

    “是时候要将足球经纪做成一个稳定的商业模式了。”王原说道，他是国内最早拥有国际足联经纪人牌照的24人中的一位。

     “增值”的转会生意

    就传统的模式而言，能否获得优质的球员资源，完全视球队与球探之间关系的深度而定。买方无法像国外一样可以获得球探提交的详细的数据分析报告，让每一名球员的开发价值可以通过量化的数据直接体现。除此以外，球探的经济回报也具有不确定。

    而在欧洲、南美等地，经纪人的提成佣金制度相对规范，佣金比例在转会费的10%-20%不等，而球员工资部分，经纪人能够得到的佣金相对低一点，在年薪的1%-5%。

    “如果说足球经纪真的可以找到理想的商业模式，那么就只有效仿南美一些国家的‘私募模式’，这种模式倒是有一些商业上的方法论可寻。”前国际足联驻华代表朱晓东向本报记者表示。

    在这种“私募模式”中，球员的培养演化为“风险投资”形式：经纪人利用募集过来的资金，帮俱乐部从南美等地买球星苗子作为投资产品，并约定二次转会收益分成比例，这样球星转会形成的差价，为卖家提供了盈利的空间。

    这种“私募模式”在足球圈内也被称为“第三方所有”，即球员的部分经济权益归除所属俱乐部外的团体所有，允许投资者从俱乐部手中购买球员的部分所有权，使其能在将来该球员转会时获得一定比例的转会费。目前这种模式正风靡南美、葡萄牙等地区，其中葡萄牙经纪人门德斯名下的Gestifute公司以代理83名球员、教练，市场总价值5.36亿欧元冠绝当今足坛。他麾下的明星包括C罗纳尔多、穆里尼奥、法尔考、佩佩、迪玛利亚等，仅仅是2007年一个夏天，门德斯的交易额就高达1.5亿欧元。

    而王原目前在张罗的便是要将这种“私募模式”引入中国，让国内的球员经纪业务加入更多“金融元素”。王原在去年多次考察南美后决定效法“私募模式”，这一举动得到了大多数同行的认可，也得到了七八位持证足球经纪人的支持，而目前在中国还活跃在市场上的经纪人估计为12人。

    2010年恒大介入足球领域，接连的大手笔投资带动了整个球市的回暖，中超球队纷纷加大了投资在转会市场上的预算，中超在2012年的转会投入超过25亿元，而据部分持证经纪人向记者反馈的信息统计，2013年中超投入预算将近30亿元。

    但据上述人士分析，中超俱乐部过于依赖单一的广告收入，成为其它产业的营销工具，因此将近30亿元的高投入难以长期坚持，届时单纯依靠俱乐部投资方的资金很难满足购买球员的需求，私募基金的模式利用外部资本与中小型合力来培养球员，形成俱乐部出平台，私募基金出球员、出资本来塑造球员的模式。

    “如果还想将足球玩下去，就必须借助外部资本来解决问题，而我们要做的这个球员基金就是要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王原表示自己正在忙活的生意就本质上来说是帮俱乐部找钱。

    “王哥(王原)的模式让足球经纪变得更系统化和规范化，实际上更有利于中小型俱乐部选择优秀的球员。”入行稍晚的持证足球经纪人刘斌表示，伴随着中国足球被纳入到世界足球的版图内，即便是广州恒大这种中超劲旅在欧洲豪门面前也无法形成品牌溢价能力，中国的俱乐部势必要像南美、葡萄牙等地区的俱乐部扮演着向欧洲豪门输送球员的角色。

     “合伙人”缺失

    在国内，已经有部分商人意识到买断球员的重要性，2011年万达集团正式启动“中国足球希望之星”项目，由西班牙派出的专家在全国近20个城市的460余名U13年龄组中精心选出了30名球员，按照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规划，这30名小球员将分散融入到三家俱乐部相应年龄段梯队中，接受与西班牙本土球员完全相同的培训，等待球员成名时再将他们投放到转会市场上获利。

    王原作为一个业内资深经纪人，在财力上是无法与万达集团的阔绰出手同日而语，只能依靠融资等手段解决基金的资金问题。如果仅限于在足球圈内融资，一来融资金额有限，二来无法形成真正的社会资金注入到足球产业当中，一旦俱乐部投资方的投资热情消逝将无法承担解决俱乐部购买球员的任务。

    可用于培养、交易的球员的年龄结构，王原希望16岁-18岁的球员占到总数的50%，而20岁-22岁的球员，占到总数的30%，剩余的20%配置23岁-24岁的球员。

    在基金包中，被选定的20岁-22岁优秀球员，主要用以租借，而被选定的23岁-24岁球员，则直接可以用以转会交易。而16岁-18岁的球员，经过2年-4年的培养之后，也可以进入租借的循环，其中一名从16岁开始培养的球员，每年的开销为50万-100万元不等，若是发行一只含有15名球员的基金包，所需要的总认购成本为8000万元，
但是，基金迈向足球圈外却遭遇了不小的麻烦，因为王原并不熟悉投资圈，从去年8月开始张罗到今年年初，也仅仅接触到五六家投资机构，而他们对这只足球私募基金并没有太大投资兴趣。

    “我很难通过财经的语言来和他们讲一个足球的故事，原本做外贸积累下来的资源也很难用在私募基金上。”王原对于自己在投资领域的陌生显得有些沮丧。

    不过令王原感到欣慰的是，在他将近一年的各处游说下，终于在今年年初有财经领域的专业人士肯出手相助，曾在普华永道从事战略投资顾问业务，并参与过吉利收购沃尔沃的刘刚(化名)对这只足球私募基金展示出了足够兴趣，并愿意合伙经营。

    刘刚在投资领域的资源让王原接触到更多足球圈外的资本世界，目前已经有部分投资机构主动找王原来洽谈业务，尽管还没有明确的投资意向，但总好过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在刘刚看来，王原的这只私募基金在连基本组织形式、融资渠道都没有明确的状态便“仓促上阵”。在刘刚的规划下，这只私募基金的第一种做法是投资3000万，与王原共同成立管理公司，两者作为基金的GP(一般合伙人);第二种做法是作为LP(有限合伙人)，直接募集到6000万到8000万，足球经纪人按照规定收取管理费以及日后球员转会以及商业活动带来的收益分成。

    “基金的操作模式和普通私募基金无异，只是将球员作为投资产品来管理而已，就是通过吸纳外部资本来做一个从16岁到25岁被买断的球员的经纪公司而已。”王原如是对本报记者表示。

     “买手”的烦恼

    据介绍，一只基金推出之后，将分别在第一个4年和第二个4年分红退出。王原希望球员基金在第一个4年分红时，基金能够获得3.8倍的回报，而8年过后的所有回报将达到投入的4.8-5倍。

    王原对此坦言，足球私募基金是一个长线投资的生意，七八年的培养等待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熬得下来的，国内的投资者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些“快进快出”的短线生意。

    投资者的顾虑不难理解，例如球员伤病若无法预测，球员伤停报销就将使得球员基金包的盈利受到影响;此外，如若被选择球员并未如愿进入职业上升期，相反地，他的状态迅速进入下行期，也会使得基金包贬值。长达8年的等待存在各种不可控因素，即便是像罗纳尔迪尼奥那种已经拿到世界足球先生的球星也遭遇过在26岁这个职业球员黄金期开始状态下滑。

    因此，王原在自己的产品包内开发出了“租借模式”，并将球员的年龄做了结构化的调整——从原本清一色的十六七岁的球员增加到三种配置：16岁-18岁的球员占总数的50%，而20岁-22岁的球员占到30%，剩余20%是23岁-24岁的球员。

    “那些年龄较大、相对比较成熟的球员比较适合短期套现，尽管回报率不是很高，但可以保证投资者可以快进快出。”刘刚向记者表示基金的模型应该适合目前市场内抱有各种目的的投资者，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针对性的推出投资产品。

    同时，王原也尽可能的扩大每一只基金包内的球员数量，扩充样本数量从而将风险均摊，在他看来，刚刚开始起步的基金还是以稳妥为主，要想办法得到外部资本的信任。

    但朱晓东也指出足球私募基金模式在国内将要遭遇的风险：因为国内的足球群众基础薄弱，很难像巴西、阿根廷那些国家可以很轻易地寻找到有潜质的小球员，而且此前中国足球遭遇的一些假球、黑哨事件让很多家长不愿意送孩子来踢球。“巴西那种地方撒一把种子可以遍地开花，但国内缺乏这种土壤。”朱晓东说。

    朱晓东指出的问题王原早有考虑，因此在球员基金包中，外籍球员和国内球员比例各占50%，如果国内足球发展迅速，未来将重点放在国内球员的开发上，在王原看来本土市场球员的信息相对透明很多，风险的可控性也较强。

    但在从事专业私募基金评估人士看来，相比于房地产、制造业等传统行业，王原的足球基金专业性太强，面向足球圈外市场融资时足球经纪人所提供的信息多为封闭式信息，投资者无从考证信息的真伪，这将给投资方带来极大风险。

    “的确，足球经纪人的生意一直是在一个小圈子里运行，很多信息都是作为最高商业机密所不为人知的。”王原对此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