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导航这正是以野村为代表的外资投行所一直期盼的。野村作为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独立投资银行之一，进入中国市场30年来显得颇为低调和谨慎，与高盛、瑞银等欧美投行“跃进式”布局中国战略不同。
低调地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中国1000名金融与证券从业人员在野村提供研修的机会，谨慎地在中国选择合资券商伙伴，野村似乎深谙“欲速则不达”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厦门一个小雨纷扬的午后，趁野村第三届中国投资年会间隙，上证报记者独家专访了野村中国区主席/首席执行官兼亚洲(除日本)投资银行部主席杨志中。
尽管面对众多国际投行的评级整体被下调和日趋“白热化”的业内竞争，杨志中依然对野村的中国业务充满信心，他认为对“三十而立”的野村中国业务来讲，挑战和机遇同在。他也对野村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力争成为从事中国业务最活跃的前五名外资银行。
投行业务模式正转型 竞争“白热化”
《上海证券报》：近日，证券业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有关部门将修改规定，允许外资券商在合资公司的最高参股比例从33%上升至49%，并且将QFII投资总额度提高至800亿美元。随着政策的逐步放宽，野村在国内业务有何突破的机会？
杨志中：对所有外资投行而言，中国业务不外乎两大块，一是跨境业务，二是境内业务。2003年，野村成为最早的两家获得QFII资格的外资机构之一，目前我们正积极争取增加QFII额度。除此之前，野村在中国国内没有其他业务牌照，因此除了QFII业务之外，其他基本不能涉及。
最近，野村正积极设立独资的商业银行平台，希望通过它能推出包括债券交易在内的固定收益产品。对此，监管部门非常支持。同时，我们还在中国国内积极寻找证券公司合作伙伴。
《上海证券报》：就在上个月，穆迪将野村控股长期债务评级从Baa2下调至Baa3，仅较非投资级高一级。是否整个投行业的利润都有所下降，“好日子”不复存在了？
杨志中：我认为调低评级是相对的。在穆迪下调野村的评级之后，市场预期很多欧美银行的评级也会被大幅调低，这是整个评级机构对投行业债务信用的重新评估。
野村的资本充足率较高，负债率较低，总体财务状况相当稳健。野村作为日本一家对整个系统很重要的金融机构，即使有风险，也会有政府的介入和支持。至今，野村的交易方并没有因为评级下调而终止与野村的业务往来。
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我预计很多欧美银行在近期都会被调低评级。这主要是由于投行业务模式正在转型，原来高负债、高风险和高收益的模式将无以为继。随着投行业务量日益变小，融资方式变窄，融资成本增高，投行业整体利润率将大幅下降。
《上海证券报》：在投行利润率下降的同时，您如何评价投行业现阶段的竞争？
杨志中：现在的投行市场跟以前不同，业内的竞争环境也不一样。一是投行业这个“蛋糕”正逐渐变小，二是每块蛋糕都由几家来分，投行业的竞争的确较以往更为激烈。
很多年以来，在中国的投资银行跨境业务主要收入来源是首次公开发行(IPO)，即做中国企业的海外上市，我们称之为股票资本市场业务。但去年，这块业务在香港大受影响，业务量下降了60%以上。很多项目也因为市场疲软而被积压下来，许多已经完成的IPO也跌破发行价。
与此同时，企业往往请多家投行共同参与一个项目，不会轻信投行在融资数额和估值水平方面给出的承诺，到最后看哪一家能找到投资者认购股票，哪一家拿到的订单多，哪一家最终获得的经济利益就多。可以说客户对投行的要求更加苛刻了。
《上海证券报》：在外围经济不好的环境下，野村将如何在这种趋于白热化的竞争中寻求突围？
杨志中：野村现在最希望在中国有一个平台，因为中国市场很大且增长很快。从战略角度来看，即使短期没有收益，为了积累经验，我们也必须尝试。
我个人认为，野村有望成为从事中国业务最活跃的前五家国际投资银行，尽管现在离这一目标还有差距，但与同行相比，野村的优势的确非常明显。首先，野村是一家以亚洲为总部又具有全球平台的投行，业务覆盖欧、美、亚等众多地区。其次，野村是完全独立的投行，既不从属于某家商业银行，也没有政府持股。野村的股东高度分散，无一股独大现象。因此，从公司治理结构来说，是一家完全按市场化机制运作的投行。
此外，活跃在中国的主要境外投行中，野村是唯一一家总部设在亚洲的投行。一些总部在欧美的投行目前面临很多挑战，如监管不确定、资本充足率不足、去杠杠化等等，因此，它们不得不收缩战线，把精力集中在本地市场，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欧洲大型商业银行已开始出售它们在亚洲的资产。
中国资本市场下一步发展方向：债市
《上海证券报》：并购业务一直是野村较为突出的业务，过去几年野村在并购业务方面有什么新的进展？
杨志中：如前所讲，因为没有A股牌照，所以A股承销和财务顾问业务我们暂时不能涉足。目前野村更专注于跨境业务，即协助中国企业到海外融资、投资与并购。野村这一业务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其中，野村的并购业务比较突出。几个月前，我们帮助上海光明食品收购澳大利亚玛纳森食品公司75%的股权，被《财资》(TheAsset)杂志评为年度中国最佳并购交易。在野村收购雷曼之后的两年，也就是2008年和2009年，野村连续两次获得《欧洲货币》(Euromoney)杂志评选的中国最佳并购行。
《上海证券报》：今年中国证券市场创新不断，您如何看待？野村未来在产品创新上有何计划？
杨志中：我认为投行获取创新的能力并不难，关键是监管机构对创新的态度，把握好创新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关系很重要。现在市场上被认为行之有效的产品和服务，我认为都应该尝试。监管部门把精力放在规则的制定，减少审批，这样市场参与者才会不断提出新想法和推出新产品。
野村对产品创新早有准备。原来的雷曼兄弟团队在产品创新方面经验丰富，被收购后为野村注入了活力。近年，野村为许多客户提供了不少新型的结构性解决方案，如协助中东某投资者收购中国大型企业的股权。我们为该客户设计方案，提供融资，完成了他们在二级市场上的交易。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衍生产品交易，目前国内的券商对这类交易尚不熟悉，大多望而却步，而野村近年来在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方面却比较活跃。
还有一个例子是国内一家寿险公司，在它上市前，某外资股东拟出售部分股权，许多长线投资者包括私募基金感兴趣，但保监会对股东资质有所规定。野村通过一个结构性方案的设计，既满足了监管机构的要求，也使投资者成功地入股这家寿险公司。
《上海证券报》：您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大方向是什么？
杨志中：从去年中国投资银行收入来源来分析，尽管目前IPO及其相关的股票资本市场业务总量仍然很大，但下滑速度较快。与此同时，债券业务却有所提升，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海外去发债，债券资本市场的空间也将越来越大。
我认为，中国资本市场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应是债市，要大力发展包括企业债、政府债、金融债等各类产品。目前企业的融资方式比较单一，各种类型的债券创新都应鼓励。对于野村来说，如果能在中国市场真正建立业务平台，我们也希望可以在债券发行和交易方面有所作为。
合资银行总部“钟情”上海
《上海证券报》：2012年是野村进入中国市场30周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作为日本最大的一家投行和资产管理公司，您如何看待野村在中日金融合作中扮演的角色？
杨志中：的确，今年对野村来讲是意义非凡的一年，既是野村进入中国市场30周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尽管我们进入中国的时间很早，但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业务发展落后于欧美银行。我们会努力追赶，目前我们密切关注一切新的市场及政策机遇，如中日之间人民币业务的往来等。
野村非常重视在中日经贸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相信，中日经贸与金融领域的合作将日益紧密。中日之间的经济是高度互补的，野村是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及两国世代友好的一支积极的民间力量。
日本60%左右的上市企业IPO都是由野村牵头承销的，我们与这些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这为今后野村在中日经贸与金融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奠定了基础。
作为在日本最大的投行和资产管理公司，近来野村东京总部还专门成立了中国业务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都是参与过中国业务的野村资深管理人员。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制定中国业务的发展战略，协调公司各部门的资源，推进中国业务更快、更好地发展。
《上海证券报》：据悉，野村证券一直在争取“全牌照”中国业务平台，在100%收购了通用电气资本金融财务(中国)有限公司后，合资券商方面有无进展？
杨志中：野村的企业文化中带有东方文化特点，比较谨慎，特别重视合法合规，一直严格遵守当地各项规定。但同时，野村期盼政策开放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我们非常期待和欢迎监管层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希望野村今年在券商这边有新的突破。
其实，在合作券商的选择上，我们更关心的是找到一个长期合作伙伴，而并不是把做一个项目当成目的。在这方面，我们一直积极努力地寻找，但暂时还没什么进展可以对外宣布。
《上海证券报》：进入中国市场30年了，未来野村打算把新的合资银行总部设在哪里？
杨志中：野村合资银行总部计划会放在上海。首先，我们非常看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与建设。其次，上海市政府的监管和专业化水平较高。另外，上海金融人才的蓄水池很大，野村把合资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会比在其他地方更容易吸引人才。
■人物简介
杨志中于2008年10月加入野村，现任野村中国区主席/首席执行官兼亚洲(除日本)投资银行部主席。同时也是野村亚洲执行与管理委员会成员及全球投资银行执行委员会成员。
加入野村之前，杨志中在雷曼兄弟公司担任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管、中国区主席及首席执行官。1998年至2004年，他在摩根士丹利中国投资银行部工作，曾任职董事总经理及中国企业融资部主管。此前，他还在高盛公司从事私募股权投资工作。
杨志中拥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以及清华大学学士与硕士学位。1984至1990年，杨志中在清华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