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获批上海QFLP资格的股权投资基金超过21家，审批额度累积超过26亿美元。然而，一位接近上海金融办的人士说，尽管QFLP基金也投资上海本地企业，但整体额度相比投向其他省市企业，比重仍偏低。

    不过，QFLP基金也有难言之隐。“并不是不想回流，而是受制投资产业的区域特点和LP（出资人）的压力。”

    QFLP为何出沪？

    “这是市场化运作的结果。”一家获批QFLP资格的基金合伙人感慨，近年上海将经济发展重心放在金融、航运与消费类服务性产业，而多数QFLP基金偏向投资高端制造业、环保新材料与信息技术产业，基于上海可选择余地并不多，QFLP基金只能“往外走”。

    目前，他所在的股权投资基金获得等值3亿-4亿元人民币的QFLP额度，而在洽谈的投资项目里，上海本地企业屈指可数。

    这并非个案。2011年9月，获得5亿美元QFLP试点资格的弘毅投资投出的首单，是位于石家庄的全球最大PVC检验手套供应商鸿锐集团。

    “上海相关部门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一直在鼓励QFLP基金多投资上海本地企业。”上述接近上海金融办的人士说，上海一直将QFLP政策视为支持上海股权投资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

    前述座谈会上，相关部门多次建议各QFLP基金投资上海高端生物医药、信息服务、消费连锁、高科技IT等符合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型新兴技术产业。

    “相关部门也重申了在上海，QFLP政策执行方面的一系列便利性。如QFLP基金投向上海本地企业，只需基金管理人向托管银行发出结汇指令，由托管银行办理结汇并将资金划到被投资企业账户。”一位与会的QFLP基金合伙人透露，为此其基金管理团队专门开会，重新提高上海本地投资企业的投资比重，主要是为争取下一期QFLP额度。

    QFLP基金重新考量投资范围回流上海本地的背后，也有基于缓解QFLP政策异地执行难的考量。

    “上海QFLP政策的初衷，是让基金先结汇后投资，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先一次性审批结汇额度，再按项目投资分批结汇的流程。”上述基金合伙人透露，具体由QFLP基金管理人向托管银行发出结汇指令，后者办理结汇并将资金划到被投资企业账户。然而，正是结汇流程“变更”，给上海QFLP政策异地操作带来额外波折。

    如上海QFLP政策第24条规定，获准试点的QFLP可使用外汇资金对其发起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出资，金额不超过所募集资金总额度的5%，该部分出资不影响所投资股权投资企业的原有属性。这一度被视为“国民待遇条款”，即只要外资股权投资GP（管理人）用美元通过QFLP结汇，其余LP资金全部来自国内企业，这只基金仍享有内资人民币基金待遇。

    不过，“这类PE基金投资其他省市企业，工商注册和备案时，当地部门未必认可国民待遇条款。”他直言，多数地方工商管理与PE管理部门仍坚持投资范围与股权比例必须遵守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项目投资结汇时则需要当地外管局部门审查。最后，QFLP基金只能将上述难题反映给上海市相关部门，再由两地部门协商沟通。协调的“代价”，是QFLP基金投资效率下滑。

    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向各地发改委明确，普通合伙人（GP）是外资、有限合伙人（LP）是内资的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应按照外资政策法规进行管理，让其他省市工商管理与PE管理部门按外资人民币基金身份，从严监管QFLP基金结汇投资流程，包括判定结汇资金性质是否涉嫌热钱等。

    “为此上海相关部门希望QFLP基金能将投资重点回流上海，减轻QFLP政策异地操作难的问题。”上述接近上海金融办的人士透露。

    “并不是它们不想回流，而是受制LP（出资人）的压力。”他透露，这种纠结，在吸引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出资的QFLP基金尤其明显。通常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要求QFLP基金必须将当地引导基金出资部分投向当地企业，甚至规定QFLP基金必须在当地设有分支机构，便于资金管理。

    如上海仪电控股集团与日本SBI控股株式会社共同发起的SBI-仪电信息产业基金，尽管SBI出资的等值1亿元人民币通过QFLP结汇，由于基金潜在出资方还包括其他省市政府引导基金，在投资区域方面得兼顾各方投资诉求。

    “目前较妥善的解决办法，是先确保各地引导基金出资部分投向当地企业，SBI出资部分则优先投给上海本地企业。”一位接近SBI-仪电信息产业基金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