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刚刚宣告成立的香港金融发展局(下称“金发局”),似乎跳回了筹备过程。
1月22日,金发局召开首次会议,在业界关心的职能、分工等细节问题上并未有重大突破。在解释公司成立形式时,主席史美伦则表示,担保有限公司实际上仍未正式成立。
史美伦强调,眼下,金发局采用担保有限公司的形式还只是建议,金发局还会在听取各方意见再做决定,但现阶段并没有成立公司的时间表。
首次会议上,金发局的主要成果是确定了以后的初步工作主题,包括五大方面:金融发展政策研究、内地机遇、创新业务、市场推广和人力资源。史美伦表示,成员将在首次会议后,各自回去考虑加入哪个小组,每个成员可同时参与多个小组,金发局也会考虑邀请其他市场人士加入小组。
“现在还只有框架。”凯基证券亚洲营运总裁邝民彬认为,由于目前还没有细节安排的信息,金发局的职能看起来太过宏观,难免与现有机构的职能重复。
另一方面,金发局作为非权力机构,日后在政策方面能有多大影响,在具体落实时又能做多少,业界对此难以确定。
对引发争议的金发局身份,史美伦再次做出澄清。她承认自己此前称“金发局是民间组织”是错误的说法,并纠正指,在防止贿赂条例下,金发局属于公共机构。未来,其成员也会根据政府现行要求及标准,作出利益申报,至于是否公开有关资料则并未透露。
“(金发局)没有行政功能和权利。”史美伦强调,金发局是为业界提供高层次跨界别平台的咨询机构,用于集思广益和向政府就金融业及金融中心的发展提出建议,既不是政策局或监管者,也不是法定机构或主权基金。
作用有限
按照最新的定义,尽管顶着“发展局”的名号,金发局的实际职能只是一般的咨询机构,搜集业界的意见再反馈给政府。不过,早在金发局成立之前,香港中华总商会、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香港金融业协会等就已经在各自行业中担当起传声筒的角色。
“(日后)传话的过程可能更复杂。”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会长王国安坦言,金发局公布的成员更加重量级,看起来对政府的说服能力更强,但担心一些现有组织与政府沟通的过程中,或需要增加金发局这一环节,其实际作用不大。
以香港中华总商会为例,会员涉及制造业、银行、保险、零售等行业,在香港立法会、金管局、资讯科技及广播局等机构均有代表,政府各部门在涉及工商范畴的政策方面一般都会咨询其意见。该机构下设的内地事务委员会则会协助会员加强与内地联系,收集会员对内地各项经贸法例的意见向内地政府反映。如果没有细分,金发局的职能无疑与不少现存团体存在大量重叠。
而对于一些有一定规模的机构而言,在多数业务问题上,直接与相关机构沟通则是更好的选择。
“主要还是看交易所和监管机构(的动作)。”荷兰合作银行股票衍生部副董事黄集恩坦言,根据过往经验,在香港的业务操作中遇到问题一般会选择直接向监管机构和港交所这类交易平台反映,确保需要表达的意思准确传达到对方,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事实上,除了各类行会外,证监会、金管局等监管机构以及香港主要的交易平台港交所等,在推出对市场有重要影响的措施前,也会按照惯例向业界进行咨询,并根据反馈做出必要调整。
“金发局应该会比较全面地考虑金融业的发展。”邝民彬认为,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证监会、港交所等现有咨询一般是在某一个新产品或者措施推出前再做,一方面少有策略性的规划,另一方面业界往往难以在前期参与设计和表达意见,只能在已经提供的选项中做出选择。反过来,正因为金发局选择的是宏观、跨业的角度,可能产生与现有机构职能重合的问题,关键在于日后金发局的实际工作内容,如何进一步细分业界需求,弥补现有结构的不足又同时避免重复职能。
去年,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梁凤仪在回应立法会质疑时曾表示,金发局作为跨界平台,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可以同时参与,向当局反映意见。然而,在这一点上,金发局似乎仍未确定要具体如何与市场或业界进行沟通。
“金发局的成员在业界本身有一定的代表性。”邝民彬表示,但现在业界对其如何安排咨询还不清楚。他认为,金发局应尽量通过有分量的成员联系业界,多听取和传达意见。
形式纠结
摆在金发局面前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解决资源问题。
史美伦22日再次强调,金发局长远目标是实现自负盈亏,目前则无意接受私人捐款。
目前,金发局的秘书处和财政资源均由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提供,同时需要从证监会、金管局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各借调一名员工,未来3年内都将以这种模式运作。
金发局筹备小组的报告称,该局参考的多个国家/地区的类似机构中,以担保有限公司或行业公会形式成立的机构,经费主要来自私营部门成员所交的会费,也有部分来自政府;而以咨询委员会、法定组织和政府部门形式存在的机构,经费则多由政府支付。
“如果是参考伦敦金融城成立类似的担保(有限)公司,让政府完全买单就不太合理。”香港一位法律人士认为,按照报告本身的信息,这类公司的资金主要来自会费,而且也只有这样才会最终实现金发局的自给自足。他指出,现在,金发局完全依赖政府提供所需资源,实质上更像是一个咨询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