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八次全体会议，表示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向人民作出承诺的重点任务，都取得重要进展，为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着眼点是，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已酝酿八年有余，但因多重阻力迟迟未出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在1月19日主办的“财经中国2012年会”会后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方案在经历这几年的调整和完善后，或在2013年全国两会前后出台。该方案出台后，发改委、人社部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将陆续出台配套细则。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后，逐年回落，2012年回归到0.474。贺铿向记者表示，基尼系数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超过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贫富差距较大。这说明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程度比较严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已到了不得不调整的境地。

　　据记者了解，该方案可能是着眼于中长期的纲领性文件，仍将坚持“提低、扩中、控高”主线，从宏观层面对收入分配改革作出整体部署，具体可能就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调节垄断部门高收入和部分企业高管过高收入以及某些社会群体高收入，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着力缩小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

　　贺铿在“财经中国2012年年会”主题演讲中表示，面对贫富差距的扩大，应该形成一个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十八大提出了两个着重，提高整个GDP收入的比重，还有两个公平，一开始要讲公平，再次分配更要强调公平，按照这个方向来才能解决目前大家对于分配不公的问题。

　　收入分配不平等须解决存量与增量问题

　　当讲到收入分配问题的时候，一般的印象，老百姓看到的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也远远高于0.4，这是一个各方都不满意的收入分配状况。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收入分配状况往深处再挖掘一下，应该有很多问题，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更需要关注。

　　今天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增量上还是在不断地制造出来。如果我们的思路着眼于解决现在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但由于差距的不断扩大，很难从根据上得以解决。因为新的增量还在制造，新增量制造的背后一定有特殊的机制，这种机制我们必须把它找出来。

　　现在的收入差距扩大看上去是不同的人群收入不同，有一定的基尼系数，这个基尼系数已经很高了，事实上这个基尼系数仍然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明面上的收入是有差距的，每个人会得到不同的份额。

　　来自于公共资源占有的收入不公，这包括分配的不公，以及收益、权利的不公。什么人能占有这种收益权呢？很自然是有权力的人，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背后和大家深恶痛绝的腐败是密切相关的。它不仅仅是老百姓之间的工资差别，更关键的在于资产收入、资源分配的不公，那是和腐败相关的，看到这点也能帮助我们找到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所在，它也是一种机制。

　　再次，今天所说的不公是处在不同位置的人所拥有的话语权，不同的社会网络，占有不同的资源，获得不同的就业岗位，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和权力的差异。这种不公不仅制造新的收入不公的增量，更是制造着下一代的不公，也就是说今天的收入不公或贫困是可以通过这些机制遗传到下一代的。

　　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处于最脆弱的地步，得不到应有的工资报偿，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其中一条就是他们孩子的义务教育，进一步他们孩子读书的权利也是有限的。如果今天他们处于收入分配的下端，孩子将来也很难有机会垂直流向更高收入分配的等级的，所以贫困和收入不公是有代际遗传的。

　　前面讲的这三种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背后机制，更像我们看到人体不适，背后这三个机制是根本的病灶，要想治病必须触动这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是更难治的。比如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大家很自然想到是比较难解决的，原因是它涉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本来既得利益集团话语权就很大，因为他以前能获得那么多的资源，话语权很大，谈判地位很高，能获得这种资源也说明他话语权很高。解决收入分配政策也就会受到这些人的干扰。现在有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阻挠收入分配改革，但我们不得不进行这样的改革，既有存量问题，也有增量问题。我们既要解决问题，也要顾及到现实中的约束条件。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

　　在初次分配领域做大的调整，断绝增量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里面有很多常规要做的事情，过去成功的地方，继续扩大就业，给各类群体以平等的就业机会；清除制度障碍，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让劳动力更充分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得到城市的就业岗位。同时让他们无制度障碍地流入应去的岗位之后，他们劳动参与率大幅度提高，因此会分享劳动力市场的份额。

　　未来公共资源分配以及收益权的分配也应该是初次分配领域的事情，也是增量的问题。我们只有断绝增量也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这是在初次分配领域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增量问题，断绝它未来新的基础。

　　在再分配领域着眼于解决存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说，我们承认已经形成的分配格局。一方面通过税制改革，把税的基础建立在更直接的税收上，建立在能够调节个人收入的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不公的收入进行再调节。同时对于贫困阶层，处于收入分配下层的人要给予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另一方面能够断绝到贫困的代际遗传，不会今天还存在着收入分配的格局变成一种遗传贫困，遗传收入不公的长期机制，变成他们下一代也不能改变他的社会地位。

　　把这两点结合起来，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找到切实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路径。

　　破解中国式收入分配难题必须“提低控高”

　　到现在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原因、解决的思路，在部门和学界意见还很不统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和指导意见一议九年，迟迟没有出台。收入分配问题的判断，到底是流量还是存量，是收入还是财富？是既看到流量又看到存量，既看到收入又看到财富。

　　有人说中国收入分配出新这样的问题，简言之就是政府干预市场太多，我认为这种判断太过片面，一方面要的确解决政府干预太多问题，也有政府实位缺位问题。重点到底在二次分配还是一次分配？当下一次、二次乃至于三次都要研究，都要处理。

　　但由于目前主要问题出在一次分配，因此要把相当多的工夫放在一次分配。从根上消除它的不公平，就应该标本兼治，钟鼎突破，配套改革和分布推进。如果认识上能达到统一，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能够更快地出台，在实施过程中也能够减少很多误区和走弯路。

　　第一，进一步健全和细化政策。

　　我个人判断，按照十八大，特别是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机身和温总理许的愿，本届政府要把收入配改革方案或指导意见出台，现在看来这个出台应该指日可待。今天网上还有一个说法，还难以出台，我个人持乐观的看法，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方政府要十八大精神和“十二五”，把调节收入分配相关制度和规则进行细化，财政部要出台税收体制改革，出台政策，发改委要对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提出相应的政策，人社部要对机关事业、企业的公司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制定相关政策，国资委应该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明确他们的政策，税务总局、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也应该各司其职，各地市区也应该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出台相应的政策。

　　第二，要争取重点突破。

　　目前我们要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距，还是“提低控高”，从流量和部分存量来说，现在九连调，退休人员待遇，新脓包、新农合，最低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二次分配里的政策。初次分配我们最低工资合理、合适、适度地调整，特别是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真正建立起公司增长机制，会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提低”还包括农民怎么增收。

　　“控高”，还是要调节部分企业高管的收入，不仅要调节国有企业的，而且要调节上市公司高管的过高收入，前者恐怕政策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并用，后者更多的是法律手段，小股东对高管薪酬发表意见，形成制衡机制。其次，垄断行业和高收入行业的收入调控，这都有一些政策措施，关键是怎么抓落实。当中很重要的是资源配置制度公平，国有企业税收利润的上缴，如果从源头上抓好调控，那么后面根子调控就很容易落实。

　　社会上，正如王小鲁博士讲的，限制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把财富存量调控要放在弱一点、软一点、后一点的位置，因为我们现在流量情况都搞不清，存量要搞清楚难度更大，所以我们有个轻重缓急。

　　我的意思不是说财富调控不重要，财富调控同量上来说，决定意义上来说，可能更重要，但现在我们不具备这样的手段，因为我们情况都搞不清楚，要征收过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目前我们要创造条件，逐步朝这个方向走。如果在“提低控高”上真正取得进展，初步遏制或争取缩小不合理收入分配的差距，乃至收入不公的差距是最得民心的。

　　第三，标本兼治、配套改革。

　　刚才蔡所长讲的我非常赞成，收入分配问题来源于我们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水平，如果我们的经济社会体制的弊端不消除，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依然存在，现在的收入分配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必须要抓标本兼治和综合配套改革。

　　我想把收入分配改革和深层次改革联系起来又分开，这样使得事情真正做到位，取得效果，经济社会体制弊端的消除方面，包括打破城乡分配管理体制，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打破垄断，特别是各种配置资源制度的公平化、公开化、法制化，包括人大政协对财政支出监督的力度，乃至我们诚信制度的建设，这都是关系到我们收入分配问题能否真正解决的深层次改革措施。

　　第四，经济结构调整。

　　如果二三产业比重更大一些，人员素质更高一些，城市化进程更快一些，我们收入分配问题也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第五，经济发展方式。

　　要由粗放型，无效的GDP转化为都是有效的，蛋糕都是可吃的，如果达到这样的程度，我们将会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调整收入分配必须铲除腐败土壤进行体制改革

　　现在收入分配问题是大家都共同关注的问题，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大家也都在期待，但是怎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我认为首先要把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搞清楚，就是收入分配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腐败、垄断、城市化户籍制度、市场公平竞争等问题是当下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的重大推手。

　　腐败导致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这是现在最突出，最严重，导致最大程度上社会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公共资源、财政资金、现行财政体制、政府以及各项收入管理体制。如果这些方面的体制问题不解决，那么腐败问题很难解决，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说的收入分配问题是个体制问题，而且这个体制问题涉及到整个经济、政治、社会方方面面，不单纯是调一调工资能够解决的，把高工资调低一点，低工资调高一点的问题。

　　涉及到腐败，关键的是怎么推进财政体制、设计要素、资本制度、市场管理制度等方面的体制改革。

　　断收入分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有一些行业是竞争性行业利润的5~8倍，交的所得税和竞争性行业是一样的，很多自愿性收入和垄断性收入没有纳入到公共财政渠道里来，而是由垄断行业、垄断企业自行支配了。这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三十多年来农民工进城转变为目前的城镇常住人口，但在城镇常住人口中间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变成城市的市民，没有解决户籍的问题，甚至大部分人都没有被现在的社会保障体制覆盖。

　　2011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农民中城镇医疗保险覆盖率只有16%，养老保险覆盖率不到14%，失业保险覆盖率刚刚到8%，绝大多数人没有被社会保障覆盖，更不要说城市低收入居民可以享受公租房、廉租房，农民工根本享受不到。

　　现在说已经面临“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给发生的短缺。为什么在城镇化之后就出现刘易斯拐点和城市劳动力短缺？这实际背后是个制度问题，还有大量农村人口没有转移出来，还有大量已经转移出来的人口因为在城市待不下去又回去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面临劳动力市场供应短缺。这个短缺实际很大程度是制度障碍造成的。如果不解决这个制度问题，下一步城镇化很难顺利推进。

　　我国过去二十年至少城镇化是引领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火车头，如果这些阻碍城镇化发展制度问题不解决，比如说农民工户籍制度长期不解决，他们享受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问题长期不解决，未来我们城镇化很难继续推进。

　　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垄断行业、垄断力量非常大，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尤其是小企业、微型企业他们面临很多的问题，比如融资难，放贷款的时候贷款都放给了大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几乎拿不到贷款，即便拿得到，他们面临的利率也是大企业能拿到的两三倍，他们拿到的是市场利率，不是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小企业生存艰难，很难顺利地发展，但小企业又担负着中国非农就业的主要部分，60%的非农就业是由小企业和微型企业负担的。如果他们不能获得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那么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很难合理化。

　　其他的因素，比如不良的市场环境常常和政府过多的干预有关，很多部门今常常有权利寻租行为的腐败。

　　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必须把这些寻租行为过滤掉，给企业以更加透明，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这也是影响中国未来收入能不能合理化的关键因素。如果不推进相关体制改革就很难解决收入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