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对本报记者表示，“这既表明国家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也说明了我们的环境资源容载力面临很大挑战”。

　　虽然中国的经济资产在增加，其背后隐藏的代价是生态资产在日益减少，生态欠账不断增多。在这种情况下，高吉喜建议对生态资产进行核算和管理。

　　所谓生态资产主要是指具有物质及环境生产能力的自然资源、生态系统以及经人类利用已经物化在各类生态经济产品中的资源，价值体现在自然资源、生态服务以及生态经济三方面。

　　高吉喜认为，现阶段，我国生态欠账还在扩大，因此应以生态资产管理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抓手，建立不同经济类型区之间的生态补偿实施策略，并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生态欠账不断增多

　　《21世纪》：中国的生态资产现状如何？

　　高吉喜：首先，我国的生态资产人均量低下，难以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总量上看，我国化石能源资产、林木资产等生态资产位居世界前列。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l/2，人均林木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由于我国生态资产人均不足，难以支撑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促使国际经济贸易中资源产品对外的依存度逐渐增高。

　　其次，我国的生态资产分布不均，区域流转量大面广。以煤炭为例，我国的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三西”(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和新疆，而煤炭主要消费地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就产生了煤炭大规模长距离调运问题。有研究测算，我国每年通过铁路运输损耗的煤炭达3000万-4000万吨。同时，在生态资产消耗、转移过程中，人们对生态资产输出区的环境效应重视不够，致使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经济增长往往落后于那些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地区，即出现所谓“资源诅咒”现象。

　　第三，我国的社会资产增长快速，生态资产却持续下降。在目前重化工化的发展阶段，我们走的依然是一条高能耗、高污染的路子，生态资产下降触目惊心。

　　《21世纪》：那么我国的生态资产有管理和核算体系吗？

　　高吉喜：目前，在生态资产管理上，我们缺乏系统而完善的统计制度、估价制度和报告制度等相关管理制度，如对生态资产统计客体或统计对象、统计口径、统计时间、统计报告缺少规范化与标准化，生态资产管理制度不健全。

　　同时，还缺乏一套生态资产核算评估体系，因此生态资产的家底不清。目前，生态资产评估理论和评估研究方法不统一，尚未形成多数人认可、较为完善的评估标准，在生态资产分类、各种生态资产单位面积价值确定、不同生态资产价值重要性及权重确定、价值评估方法运用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认识和分歧，因此生态资产价值评估结果差别较大，未能衡量出生态资产拥有量及价值总量。

　　家底不清不利于对生态资产进行科学认识和有效管理。此外，在生态资产的消耗和转移方面也难以建立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导致生态供给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又制约经济增长。

　　《21世纪》：您是否对我国的生态欠账做过估算？

　　高吉喜：如果按照当前趋势发展，今后我国的生态欠账将进一步扩大，据估算到2030年我国生态欠账将达到6.5万亿元，到2050年将达到9.1万亿元，如果不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建议组建生态资产核算框架

　　《21世纪》：就未来构建中国的生态资产管理和核算制度，您有哪些建议？

　　高吉喜：首先，应该设计一套完整的生态资产评估制度，可以由四个部分组成：生态资产统计、生态资产估价、生态资产账户平衡和生态资产报告。

　　同时，我们应该组建生态资产管理部门和账户，提升生态资产管理水平。

　　可以参照美国、挪威和法国的经验，依托环保部门成立“生态资产核算委员会”，在中央层面率先建立生态资产技术支持机构，该机构负责研究制定及修正生态资产评估技术规范，建立人才培养和后续培训机制，完善评估机构，加强生态资产监管。国家管理部门应加大对生态资产管理力度，参考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记账系统(SNA)和联合国环境与经济综合记账系统(SEEA)，将生态资产纳入经济社会记账系统。

　　同时，我们应以生态资产转移为出发点，以资源、产品输出地为补偿主体，分析生态资产输出主要影响因素，进而分析出补偿重点，按照输入量比例，输入地对输出地进行补偿。针对生态资产跨境转移存在的污染物滞留、内涵能源出口等问题，加强我国基于生态资产跨境转移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在生态补偿框架约束下，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使对外贸易由主要依靠价格竞争、数量扩张及片面追求速度，转向提高质量、效益和技术含量的方向，在减少中国贸易价值量顺差的同时减少资源环境逆差，从而达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