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期地方投资热潮再度掀起，市场上有关中国地方债务风险加剧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今年表示，估计目前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在15万亿元至18万亿元；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最近透露，地方政府负债估计超过20万亿元。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的专家表示，地方债应该通过立法让地方人大介入监管，而且城镇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要坚持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地方隐性债务是个未知数

　　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机构和标准来统计地方债务。各地融资平台越来越多样化、隐蔽化，很多资金的来源和数量也就无从知道，负债规模也难以统计。正因这部分藏在“黑箱”里的隐性债务是个未知数，加剧了人们对地方债务风险的担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地方债一种是在预算内的，这部分监控较好。另一种是地方投资公司通过银行施行借贷等行为酿成，不通过人大和审计部门，这个不好监控，80%以上的贪腐和风险都出在这部分债务上。应通过立法让人大参与监督，充分论证项目背景、资金、收益等问题，目前这方面是制度空白。”

　　叶青表示，目前地方投资公司等大多挂在国资委部门下监管，只施行内部通报，对项目的可行性、必要性、经济性做不到透明公开，有问题也是暴露在事后，漏洞较多。要改变现状，人大常委会需参与项目管理，每年召开会议讨论项目的资金数量、怎么做、成本回收时间等具体问题。同时审计、统计等部门应参与其中监控风险。

　　“投资公司跟一般国企一样，需要稳定的框架和合理完善的监督才能运营好。目前实行的内部决策机制，不乏规划不充分、程序简单、论证草率的情况，还牵扯诸多利益，在基层很容易出现问题。”叶青说。

　　此外，大部分地方融资平台的抵押资产都是土地，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未来能否如期还债与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好坏有关。据统计，未来3年将有超过35%的地方性债务到期。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称，“各个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能力并不一样。”

　　城镇化坚持资金来源多元化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日前称，完成2020年实现60%城镇化的目标，至少还需要新增投资50万亿元。这一资金缺口特别是股本性资金缺口巨大，以目前地方政府的财力，远远难以满足巨额资金的需求。

　　“城镇化是个需从长计议的发展过程，不能短期内一蹴而就，发展规划更应长远些。城镇化需要因地制宜，条件好的城镇可以全面规划，条件稍差的县可以选择1到2个重点乡镇作为试点。并不需要各地统一全面城镇化，解决多数乡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才是当务之急，城镇化不能追求立竿见影。”叶青说。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城镇化的融资渠道应包括两大部分：银行信贷和非银行信贷。但由于目前地方政府的投融资积极性高涨，部分商业银行也从以往的“闻平台贷款色变”悄然转变为“积极布局、寻找客户”。

　　有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将会有1000万人口转移到城市。按照每人住房面积30平方米计算，每年需新增3亿平方米的住宅。中国城镇化率在2011年首次超过50%，不过仍然远低于日本、美国、瑞士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未来发展空间还很大。

　　叶青表示，城镇化自然不能将负担全部抛给地方政府，应坚持资金来源多元化，中央、地方、企业三方出资。中央的钱应主要用于条件差的乡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而将基础较好的县镇提升到准县城的城镇化重点示范区域建设，应由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社会资本共同出力，而出资的企业或民间资本也将因为改造的回馈成为受益者。多方出力、市场化的回馈会将县市的生活水平延伸至部分乡镇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