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各地陆续公布今年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江苏为153亿元，新疆发行95亿元，重庆是88亿元，海南有60亿元。

　　而由财政部2013年代理发行的地方债有3500亿元，比上年的2500亿元增加了40%。

　　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已习以为常。因为地方债规模的增加，人们开始担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这种担心由于地方换届效应可能带动的投资冲动，城镇化建设资金出现缺口，政府卖地收入和税费的下降，而变得更加隐忧重重。

　　也有外媒称，这种担心被放大了。中国有数万亿美元的资产，可以被用来偿还债务。如果经济增长变慢，贷款开始恶化，中国政府可能会通过对国有银行、公用事业以及主导经济的制造业公司提供财政支持来减少损失。

　　但高达9.3万亿元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仍然像一个达摩克利斯剑一样高悬在空中，随着贷款到期时间的临近，给地方政府带来较大的偿还压力。而且这一数字如果加上通过债券、信托等渠道融资的债务规模，可能会更高。

　　美国19世纪发生的财政危机，就带有市政融资冒进的特征。到1900年，州及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与联邦政府相当。城镇化是当时美国地方政府支出扩张的主因，但其背后是房产税带来的雄厚收入基础。

　　相比之下，自2007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增加了两倍，但收入结构明显脆弱，在楼市调控加码的预期下，房产税的全面开征又遥遥无期。政府必须要做出转变。

　　首先，要严格控制债务规模，地方政府在偿还期限来临前，努力通过经济效益的改善加强还债能力，尽量错开各项债务偿还时间，分散偿债压力。当前大部分地方融资平台的抵押资产都是土地，与房地产的风险联系非常大。其实在城镇化过程中，融资可以借助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工具，以资产信用为支持发行，就不需要政府承担信用。如果工具运用得当，城镇化所需资金完全可以由证券市场和债券市场提供。

　　其次，地方政府本应负责公益性、公共服务项目的投资，却投资了很多经营类项目，投资决策不讲市场原则，导致投资效率越来越低。大量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地方产业结构同构，都是地方投资政策造成的。地方政府要把重点从追逐经济增长，转变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再次，必须放弃投资为主的增长模式，对财税体系进行改革，鼓励居民增加消费。地方政府需要增加的收入，可以通过激励民间资本、国企上缴的红利，依靠更多的市场机制来实现。

　　基于现实的国情，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经济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广东江门就有个体户被强制转为企业的消息传出。经济和市场的繁荣需要政府精心呵护经营环境，而不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