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主动性诉求或是未来重要的动力来源

　　国家发改委官员日前向媒体表示，不要再指望会有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

　　一直以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熨平经济周期的重要工具在中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下行阶段。然而，宏观层面的经济刺激政策就像是一剂中药，带着三分毒性。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刺激政策对于克服金融危机的冲击产生了积极作用，有效地保持经济一定的增长，但是实质上效率并未随经济增长数字同步上升，因此在所有“后遗症”中，通胀的威胁最为明显，虽然国家主要投资基础建设领域，但还是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投资效益低，尤其像钢铁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却依然不断扩张，经济的增长步伐放缓与产能过剩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自2008年我国为抵抗金融危机、扩内需、保增长而推出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以来，“4万亿”的投资效果逐步显现。然而，早在计划诞生之初就有观点认为，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的GDP增长只能实现短期增长并且引发通货膨胀，现在，由4万亿带来的贷款增加、流动性增加的问题也已日益凸显。如何摆脱经济下滑但同时又不牺牲结构性调整已甚为紧迫。

　　在传统刺激政策的后遗症越来越明显时，中国的宏观政策操作空间已经收窄。随着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已很难再指望新的经济刺激政策。面对持续低迷的实体经济，没了“4万亿”，什么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有观点认为，启动中国居民巨大的消费能力，才是经济复苏的关键。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看来，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的主动性诉求，是最核心的动力来源。

　　“我们现在是政策依赖型经济。”罗仲伟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不光是国有经济，民营企业也是跟着政策走。政策怎么指挥，人们就怎么做。这是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色。对发展来说，特别是后发的地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们过去30多年的发展经验，也是通过政策来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大家来竞争投资和产业，最后使各地经济得到发展。这是我们发展快的原因。

　　“但同时也是造成现在经济的怪现象的原因。”罗仲伟说。

　　罗仲伟表示，现在我们需要很好地反思政策的作用。“经济政策是一种宏观调控手段，既有普适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有差异性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差异性政策体现了政府对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判断和导向，但长期这样做，就变成了政策依赖。政策是怎样导向我就怎么走，企业自身的主动性没有了。”在他看来，如果企业不是根据自己的发展需要和要求去做，而是根据政府的政策导向，就没有了自身的发展动力。

　　“现在强调企业主体，企业必须有自身的发展诉求。”罗仲伟表示，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不是实体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鼓励创新，鼓励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这都需要时间来积累和沉淀，但没人去做。因为政策都是短期的，变化太快，政策的短期化又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投机化，功利化。像产能过剩，为什么明明知道市场已经供大于求了，大家还是要生产？为什么市场信号不能调整企业行为？就是政府的政策在发挥影响，地方政府在博弈。”

　　罗仲伟强调，随着生产成本的提高和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经济一定要进行转型升级，而且必须将这种行为变成企业本身的行动，要从整个宏观层面给企业动力，不能再靠政策刺激，而是要给予企业一个很好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