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20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不少观念误区和思维定势，比如不少地方政府以为，金融中心主要就靠优惠政策。”6月2日在沪举行的2013外滩国际金融峰会上，亚商集团董事长陈琦伟颇有点一语惊人。他说，中国金融业资产总量已突破100万亿规模，但与之相应的机制、制度依然“非常落后”，政府机构在金融领域基本处于防守地位，有问题解决问题，缺乏创新能力，这在他看来，显得“问题成堆”。

　　如果建设金融中心重要的不是优惠政策，那又是什么？参加外滩国际金融峰会的参会者此间形成一种共识，重要的是良好的金融生态。

　　参加上午论坛的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屠光绍提出三个问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靠什么把金融家、企业家留下来？留下来后如何做到长期发展？怎么真正保障好的企业得到发展？他的解读同样是，努力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屠光绍表示，政府在职能定位上要做到“进”“退”有据，既要把握好经济社会改革总的进程，也要符合金融业态发展的规律。他提出，上海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和开放，比如，加快筹备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以此推进包括金融服务业、金融市场在内的新一轮开放；加快政府自身改革，通过减政放权来提高政府效率，为金融发展创造更好环境；再比如，加快鼓励和推进创新，支持金融业态更好发展，加强金融法制和诚信环境建设，加快金融人才的集聚。

　　自称金融业“外行”的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马云认为，好的金融生态的特征在开放，“中国金融监管过度，美国金融监管不力，监管过度会让生态系统变成一个农场，想种什么种什么，不想种的永远进不来，但真正的生态系统一定是开放的。”在马云看来，金融业未来有两大机会，一是金融互联网 ，一是互联网金融。前者意味着金融业走向互联网，后者则很多是外行在领导，“很多行业都是外行进来才有创新，金融行业也需要搅局者，需要外行的人进来变革”，因为“世界往往是被那些不懂的人搞翻天的”。所以，开放首先要思想开放，进而才会有技术开放、政策开放。

　　开放的反面，有时候是传统机制的束缚。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讲了一个“小屋子管着大会议室”的故事。某地一家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后，每次董事会开会，老外董事都看到几个人从党组所在小屋子走出来，然后到董事会大会议室开会，开完以后发现那几位又回小屋子。老外董事觉得，大会议室的事儿，好像说了不算，都在小屋子定。冯仑半开玩笑地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非市场化的机制，“小屋子代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小屋子的事儿管着董事会大屋子的事。”

　　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企业与政府到底该保持怎样的关系？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汪静波的感受或许很有代表性。她说民营企业发展中常经历两个过程，最初都喜欢政府不加干预的市场，做大后又喜欢表达自己跟政府关系深，这样可以拿到很多资源。这样，不少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陷入误区，企业把专注度都放在怎么获得政府的支持，而没有放在市场、客户和运营上。“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中，重要的是思考客户愿不愿意为需求付费，而不是考虑政府能给什么东西”。她直言，政府扶持的企业，绝不会因为政府的扶持而成功。

　　亚商集团董事长陈琦伟也提到一个金融生态的实例。他不久前与上海股权投资界一个代表团到伦敦参访，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询问伦敦金融城负责人，伦敦吸引金融机构和人才的秘诀在哪。对方愣了一下说，伦敦有很好的剧院，经常上演优秀戏剧，伦敦的参观环境、酒吧也非常不错。陈琦伟认为，这其实解读了金融生态的重要内容，即文化环境对人才的吸引。诺亚董事长汪静波对此很认同，她坦言，自己喜欢上海的重要原因，在于这里每周都能欣赏优秀的文艺演出，子女也能享受良好的文化氛围和教育环境。

　　陈琦伟提出一个命题，与形成开放的市场环境、优秀的文化氛围、低廉的交易成本、最少的制度障碍、良好的政府服务这些生态环境相比，一些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还没发生实质性变化，比如提到建设金融中心，很多政府部门总固守于政府“要做一些什么，给什么政策”，而恰恰“优惠政策”这个概念在西方国家基本不存在。

　　陈琦伟说，中国金融业资产总量已超过100万亿，面对这么个大的规模，机制、制度、创新能力、管制能力依然显得落后。他认为，建设金融中心首先不在于吸引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更重要的是内在体制、价值观转向市场导向、服务导向、客户导向。“为什么大家对国有银行意见那么大，因为他们依托垄断地位和特殊政策赚取垄断利润，对客户的服务水平却在下降。所以说建设金融中心，更重要是价值观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