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公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提出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一至三年级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统一考试等减负举措，同时希望避免出现“学校减负，社会增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的现象。

　　在所谓“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此起彼伏的今天，“起跑线”的竞争已经从幼儿园阶段直接前溯到不仅“拼爹”而且“拼祖宗”的今天，试图通过不给小学生留作业的方式来给中国儿童“减负”，效果有待观察。

　　其实，这一教改方案的核心并非表面所说的“减负”，而是“转轨”，其形式之一是从“书面式家庭作业”到“体验式作业”的转换。毋庸讳言，“上好学校、找好工作”之类的社会目标必然会形成竞争瓶颈，进而必然会要求设计相应的人才甄别制度，关键问题不是要不要竞争和考核，而是要怎样的考核形式。例如，究竟是更重视举荐，还是更重视无富贵贫贱之分、一视同仁的考试；更重视各种素质比拼的评价体系，还是更重视考试分数的评价体系。

　　为什么以往的教改会越改革负担越重？原因就在于，逐渐改变的只是评价体系，但人人向上之心、社会竞争之激烈却并没有改变，反而由于评价体系由以往的分数主导逐渐多元化，学生所需学习以增强竞争力的科目逐渐增多，各种辅导需求持续走高，学生尤其是城市学生的学习压力于是越来越重。不难理解，如果升学考核强调文艺素质，学生和家长就会去参加钢琴考级、作文培训；如果强调学科竞赛，就会有各种奥赛培训的火爆；如果强调参加公益活动，家长和学生就会想方设法参加各种新时代的“好人好事”活动，等等。但不管怎样，竞争仍然存在，而且由于花样百出，对于一般人而言，压力反而大了。

　　考核标准的变化，反映的固然是教育思想的变化，但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众所周知，参加各种炫目的社会公益活动的履历、艺术素质的高低、英语口语的水平、社会名士的推荐，诸如此类考核议程的设置，隐含了对家庭经济水平和社会资源的要求，这种考核对在城市或家境好的学生更为有利。中小学教学考核的权重，越来越偏重于这类有利于相对优势社会阶层的项目，既是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在教育上层建筑的反映，也是对这一社会变迁的巩固与确认。

　　这种考核体系的变化，毫无疑问并不能让大部分学生普遍减负，反而增加普通学生的学习科目与经济压力；不过，它也许可以让相对优势的群体减负。教育领域发生的变化，与其他社会领域发生的分化是一致的。但为什么可能无法“减负”的改革总是要以“减负”的名义出台呢？这是因为，“减负”看上去更有正当性，而强调评价体系的“转轨”却总是会引发诸多分歧。

　　但今天恐怕我们需要直截了当地指出，当越减负负担越重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事实的时候，再以“减负”之名行考核标准的“转轨”之实是不合适的。我们需要直面教学考核体系“转轨”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而思考教育体制中更深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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