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997年7月，作为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一幕，马来西亚金融市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袭击和重创。1998年，危机继续蔓延，GDP下滑超过6个百分点。在艰难的危机时刻，马来西亚拒绝了IMF和世行的救助计划(援助贷款及其附加条件)，特立独行地宣布资本管制，并将美元和林吉特的兑换比率锁定在3.80。当时，整个世界都被“惊呆了”。

　　13年后，关于这场资本管制是否有效地应对了危机并推动了日后复苏的学术争论并没有达成共识，但不争的事实是，和泰国、印尼和菲律宾这些没有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相比，亚洲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宏观经济恢复更快，表现更优秀。而当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来袭、今年5月以来美联储“QE退出说”重创新兴市场时，马来西亚都表现得格外有弹性。更有意思的是，多年前被拒绝的IMF最近两年开始改弦易辙，在公开的政策论文和政策建议中，将“特殊时期的资本管制”作为应对资本流动工具箱的“常备武器”。

　　边改革，边开放

　　如果将这段故事理解为“封闭即安全”，那就彻底远离了要旨。事实上，在今天更具弹性的马来西亚经济背后，亚洲金融危机后“边改革，边开放”的积极策略才是核心。

　　1997年，马来西亚经常项目逆差高达GDP的5%，这个巨大的“不平衡”被日后的结构改革逐渐“转正”，到2005年，顺差达到14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在金融领域，马来西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循序渐进的开放。在改革的第一个三年，重建银行业的经营能力，资不抵债的小银行被健康的银行收购；之后的3~4年，放松管制，加大竞争以及行业的自由化，同时加强监管；在整个过程中，还贯穿了另外一件事，发展股票和债券市场。

　　虽然拥有资本管制的成功经验，马来西亚的决策者依旧头脑清醒：融入全球金融市场，是国家成功的关键因素。及至2005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启动的大部分危机措施已被取消，只余锁定的汇率。这一年的7月21日，和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相约，马来西亚中央银行行长洁蒂(Zeti Akhtar Aziz)在吉隆坡、中国央行在北京同时宣布，打破固定汇率，而代之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资本项目也是开放的重要内容，降低对资本流动的控制，给马来西亚带来了显著变化：在对外负债占GDP比重相对稳定的同时，持有国外资本的规模开始迅速上升，并最终表现为净头寸为正。正是这些国外资产，成为日后应对金融危机时资金大进大出的重要缓冲，从而保持了经济金融的弹性和稳定。

　　“三中全会”的讯息

　　如此详尽地描述马来西亚的故事，其实还是为了说今天中国的改革和开放。

　　在“三中全会”长达22000字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除了“决定性作用”之大胆和2020年时限的硬性约束外，还显现和隐现了此起彼伏的惊喜。

　　“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最为意味深长，农村的供地方可望直接和城市的用地方衔接，政府征地和招拍挂的比重趋于下降，加之宅基地除了所有权之外的其他权利可流转，这将推导出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方面，在城镇化的城市一端，建设用地供应将趋于增加；同时，土地价格很可能趋于下降，中国土地价格占房地产价格三四成的畸高局面有望得以改善；而失去卖地收入的地方政府将通过市政债、房地产税(不是房产税)和消费税等渠道获取新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在农村一端，农业用地的集中和规模化大生产可望成为现实，中国农村人均产出只有发达国家1/20的尴尬可望逐渐成为历史。

　　关于国企的段落乍看起来因强调“主导”而令人沮丧，细读却无限风景：从可能的淡马锡模式到国资股权转让(以国有净资产32万亿计，国资比重从80%降到50%，将盘活10万亿可以由民资持有的资产)；从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到国资收益上缴提高到30%，都是颇有雄心的蓝图。与之相关的社保改革虽面临巨大反对意见，也务实地提出降低保险费率、延迟退休年龄。

　　以“开放促改革”而定位改革和开放的关系，彰显了决策者的决心。可以预期，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物流、电子商务、金融、教育、文化和医疗等服务业的扩大开放，会很快提上议事日程，而以和国际接轨的“负面清单”来改造市场体制，才可能迈向真的“市场经济”。

　　其实我们最想说的是金融。尽管金融在“决定”中所占的篇幅寥寥，我们依旧深受鼓舞。篇幅不长，是因为关于各项改革，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加快直接融资、发展普惠金融，还是建立存保体系和退出制度、资本项目兑换，几乎都已达成共识。然而，从共识到落实，再到最终成为事实，依旧是一个充满阻力和艰辛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马来西亚关于金融改革的故事值得我们一再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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