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外债杠杆率过高，且短债规模快速上升；另一方面，进口替代战略失败导致拉美国家出口收入规模确定性上升。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国际资本流向逆转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拉美国家国际收支入不敷出，拉美债务违约便不可避免。

　　以1982年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为标志，拉美国家相继爆发严重的债务危机，这是拉丁美洲国家当时经济发展路径矛盾的总爆发。拉美国家普遍储蓄率偏低，为了维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只能举借外债保证资金供给。例如，1970年代墨西哥的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5%，1978年至1981年各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2%、9.2%、8.3%和8.1%。另一方面，墨西哥在这一期间债务总额增长近20倍，从1970年代初期的50亿美元激增至1982年末危机爆发前的876亿美元。债务规模的膨胀远远快于GDP增速，1982年墨西哥GDP不过1373亿美元，债务余额占GDP的63.8%。

　　拉美国家能够在1970年代不断提高本国的杠杆水平，主要受益于当时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在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上台前，虽然经济学界已经对凯恩斯主义展开反思，但货币主义还尚未完全主导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因此，除了石油危机期间，联邦基金利率基本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1971年全年联邦目标基金利率维持在3.5%左右的水平，72年升至5.5%，第一次石油危机过后的1976和1977两年回落至4.75%左右的水平。总的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开启，1970年代欧美商业银行加大了对拉美地区的放贷规模。

　　第一次石油危机重创美国经济，1974年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一度超过10%。为了刺激经济，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后，联邦基金利率迅速回落至危机前的水平。这一时期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动尚未对拉美地区流动性造成重大影响。

　　1978年底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1979年保罗沃克尔上任美联储主席。第二次石油危机加剧了西方国家的滞涨问题，而沃克尔以强硬手段抑制通胀水平的上升。1981年6月，沃尔克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979年的11.2%的平均水平提升至19%的历史新高，贷款利率也提升至21.5%。1982年，联邦基金利率水平也维持在历史最高水平附近。

　　换言之，美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从1979年一直持续到1982年，紧缩力度、持续时间远远超过第一次石油危机，大量资金流出拉美地区。而拉美国家这一时期债务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化，短期债务比例上升，加重其短期偿债压力。再者，美国收紧货币政策、美元走强意味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CRB期货价格指数自1980年12月起一路下滑至1982年9月末危机前夕，指数由334.7跌至227.9。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意味着拉美国家出口收入的减少和国际收支的恶化。为了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拉美国家不得不以资本项目盈余来弥补经常项目的赤字。

　　以墨西哥为例，1975年资本项目流入规模仅为16.5亿美元，尽管1979年至1981年美联储连续加息，但资金流入墨西哥的规模不断上升。1979年流入规模为84.5亿美元，1980年资金流入规模已达到113.8亿美元，1981年更是上升至266亿美元。

　　但是在美国不断收紧货币政策背景下的资本流入是不可持续的。墨西哥宣布债务违约后，1982年资金流入规模迅速下降至99亿美元，1983年资金流入规模仅为13亿美元，1985年更是出现了资金净流出。

　　总之，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有其深刻的国内因素：一方面外债杠杆率过高，而且短期债务规模在危机前快速上升；另一方面，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导致拉美国家出口收入规模确定性上升。一旦美联储货币政策由宽松转为紧缩，国际资本流动方向逆转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导致拉美国家国际收支入不敷出，债务违约便不可避免。因此，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引爆债务危机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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